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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瑞安·伯格

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美洲项目负责人

卢拉第三次当选巴西总统后,誓言要“重塑巴西的国际形象,让巴西再度成为国际主角”,而中国便是其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因此,卢拉的中国之行最为世界瞩目。此次访问意味着,卢拉将扭转博索纳政府时期的“政冷经热”,开启中巴“政经双热”新局面。中国和巴西同为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成员国,又是东西半球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的互动将产生怎样的国际效应,引起了世界的高度关注。卢拉的外交政策顾问阿莫里姆(Celso Amorim)表示,卢拉近期的一系列外交活动是为了推动巴西重回“不结盟”轨道。

罗会琳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

张励

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伴随着CPTPP、RCEP和IPEF等多边自贸协议和经济合作框架的出现,亚太区域经济秩序呈现出分裂趋势进一步扩大、敛合空间进一步缩小的双重态势。亚太区域经济秩序敛合与分裂的消长态势将对地区国家产生复杂的影响,包括重构以中美为核心的地缘政治主体的互动方式;通过贸易转移效应重塑地缘经济收益分配;促使区域国家将关键行业、数据安全以及产业链在内的经济议题“安全化”;加剧区域经济弱国“失语化”现象。亚太区域经济秩序分裂与敛合的双重趋势将长期伴随中国与区域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

Françoise NICOLAS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虽然关于全球价值链“洗牌”和工业“去中国化”讨论的甚嚣尘上,但来自韩国现实案例并不能证明上述观点。现实是,韩国依然在加强对中国和东盟等邻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这个趋势在过去20年内没有发生过根本性改变。虽然“安全”因素越来越多地被提起,但韩国海外投资和生产的主要决定因素依然是“经济”。同样,尽管“产业回流”长期是韩国政府的重要议程,并受到各种激励政策的支持,但这似乎并非韩国企业的主要选择。出乎一些人的意料,大部分韩国公司并没有(以回流或近岸外包等形式)进行产业链迁移,而是采取更加复杂供应链网络。

Nirupama Rao

印度前外交国务秘书

对新德里来说,促进合作并非易事。俄乌战争冲突持续的时间越长,印度就越难同时与莫斯科和华盛顿合作。印度还被一些国际政客批评“民主倒退”。但是,如果新德里能够顺利度过这一复杂时期,并与中国、俄罗斯和西方合作,无论是对印度还是它所支持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益处将是巨大的。印度拥有超过14亿人口,经济增长迅速。它与几乎每个国家都有贸易往来,并设法保持良好关系。这意味着即使全球紧张局势加剧,印度也有潜力在全世界促进增长和对话。

张璡

上海外国语大学丝路战略研究所博士后

苏丹族际冲突的主要类型包括民族分离型冲突、权力争夺型冲突和资源争夺型冲突,其根源在于族群因素被嵌入治理体系之中,使族群陷入权力和资源竞争。土地制度的变化和政府的治理政策改变了族群间资源分配和权力关系,引发了竞争中族群的不满情绪。而边缘地区的军事化则加剧了族际冲突的烈度。苏丹的族际冲突本质上是一场全国性的危机,反映出苏丹国家治理的失序和发展的缺失。当下,苏丹政府在化解族际冲突过程中,面临治理机制、治理结构、治理基础和治理环境等方面的多重挑战,需要政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保证族群间权力和资源分配的公平,同时加大对边缘地区发展的投入,以发展促安全,夯实社会稳定之基。

杨达

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经济学院教授

熊雪晖

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RCEP生效将为区域价值链提供新的发展环境,其中,日本和东南亚的价值链联动也期呈现新的特征和战略考量。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两次“解绑”和地区政治经济发展,日本与东南亚的价值链在内外因素的推动下已初具规模,RCEP的落成也将为其发展提供良好的预期。透过汽车产业的案例,可以管窥日本和东南亚价值链的整体状况和 RCEP将会对相关地区价值链造成的影响。基于对全球和地区价值链发展的研判,日本与东南亚价值链联动的战略布局可从“历史 记忆”“现实应对”“未来筹备”3个维度剖析其逻辑根源。结合RCEP签订的目标和区域价值链发展完善的诉求,可对未来日本和东南亚价值链发展及日本相关政策形成预估。

仇朝兵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印太地区主要国家(澳、日、印、美等)推行“印太战略”确实有“针对”中国的意图,但各国的主要关注以及处理与中国关系的方式有所不同,各国不同时期的关注也有所变化。日本防范中国的意图最为明确;印度高度关注中国在印度洋地区日益增加的活动和影响力,管控中国是印度印太战略的基本目标;澳大利亚曾比较强调与中国进行建设性接触,但寻求延续二战后的现状,特别是美国居于主导地位的存在;2015年以来,美国酝酿着对华政策的调整,防范中国的意识逐步加强。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欧盟是全球首个征收“碳关税”的经济体,这与欧洲在全球一向坚持较高环境标准的传统有关。欧盟出台“碳关税”政策,对中国将带来较为明显的不利影响。评估欧盟“碳关税”政策的影响,要关注的不只是直接的产品出口关税影响多少,还要意识到,世界围绕碳排放的政策博弈、规则制订的竞争已经展开。欧盟推出“碳关税”制度,是全球气候变化领域主动的政策操作,试图在保护欧盟本土企业、建立国际贸易中的“碳规则”、提升在相关游戏规则中的主导地位等方面,获得更多的主动权。

郎友兴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宋天楚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国家化的演变逻辑实际上同多种因素有关系,择其主要至少有二:一是理念,包括主政者的理性计划;二是约束条件,即国家化或去国家化的经济、政治、社会等运行诸环境。1949年以来,中国农村与国家的关系经历了融入国家的国家化过程到去国家化(或者说国家化的最小化)再进入再国家化的三个历程,经历了一个肯定、否定和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这一演变轨迹有其内在的运行逻辑。首先是政治因素。其次,这个演变的历程同发展主义理念密切关联。再次,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化演变的历程同国家角色的再定位紧密相关。

蔡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教授

人口负增长、人口老龄化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两个重要转折点。其中,人口负增长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既有挑战和冲击,也有赢得改革红利的机遇。改革和政策调整的机会窗口包含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延长义务教育年限来提高人力资本;二是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把滞留在农业中的劳动力顺畅转移出来;三是通过政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善收入分配尤其是再分配。人口老龄化的应对途径是加快福利国家建设,以逆转生育率下降趋势并增强社会流动。眼下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带来了超乎意料的技术进步,但各项技术还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不能把宝都押在这些技术上,未来还是要通过改革来获得改革红利。

Fabian Pape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员

Johannes Petry

德国法兰克福歌德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

当东亚地区在全球金融系统中的重要性不断提高时,其发展主义金融体系内部的复杂性与脆弱性或将对全球金融体系造成冲击。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亚洲金融的发展挑战了新自由主义金融的核心准则,但亚洲投资者在美元市场中日益重要的地位,仍使得美国等新自由主义代表国家在某些危机时刻必须对其作出让步。同时,东亚国家投资实践中的政治化倾向正日益增长,而在与东亚金融博弈的过程中,遵循新自由主义金融体系逻辑的西方国家也在朝着“干预与管控自由市场进程”的方向发展。东亚金融体的崛起标志则全球金融体系将发生结构性转变。

Zack Cooper

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Emily Young Carr

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助理

美国的亚洲(尤其是中国)战略有四个流派——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遏制共产主义、建设性合作和可控的竞争。这四个流派是由对两个问题的态度决定的。首先,美国的政策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侧重于让中国融入国际秩序,还是减轻中国崛起的影响?其次,美国政策制定者应该寻求与中国达成一个特定的最终状态,还是仅仅专注于实现一个稳定的状态?尽管拜登政府的亚洲战略倾向于可控的竞争流派,但美国的政策很可能包含这四种理论各方面内容,这将使美国很难采取任何明确和持续的战略。除非中美关系出现重大突破或破裂,否则美国在中国问题上注定会陷入混乱,难以达成战略共识。

Matias Spektor

巴西瓦加斯基金会(FGV)国际关系教授

在全球范围内,从印度到印度尼西亚,从巴西到土耳其,从尼日利亚到南非,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正寻求避免与大国进行代价高昂的纠缠:我们试图保留所有的选择机会,以获得最大的灵活性。南方国家之所以采取“对冲”(hedge)策略,是因为我们认为未来全球的权力分配尚不确定,现在的各种承诺只怕都难以兑现。发展中国家能够用于影响全球政治的资源有限,为应对各类适应不可预测的情况,我们希望采取更灵活的外交策略。

李元琨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博士后研究员

高和瑜

熊若霖

数据库指标说明,美国对华政治态度在2016年后持续下降,但是在2022年有所回升;美国对华政治态度存在分化,共和党议员对华政治态度的恶化主导了美国对华态度变差;通过测度美国对其他八国的态度发现,美国近年加强了对盟友的友好关系并缓和了其他敌对国家的紧张关系;主题分析发现,中国与美国在经济、基础科学、医疗等领域仍然有合作空间,但是对于文化、技术等领域也要注意美国对华的政策打压。美国近年来正在寻求修复盟友和传统敌对国的关系,这与美国对华政治态度的急剧下降形成鲜明对比。

赵树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任、研究员

近些年基层治理研究堪称繁荣昌盛,但往深处看,则难掩“空心化”状态。如果把学界比作村庄,借用农民的话来说,在一定程度上,基层治理研究如同一个“空心村”,外围堂皇而中心衰破。基层治理是多种主体共同参与的过程,故称“多元共治”,但从角色功能来说,多种治理主体之间并非等量齐观,政权在治理体系中居于主导位置,是无可比拟的治理主体之最“大”者。政权研究是治理研究的重心所在。离开政权看治理,如同隔岸观火;解决治理困境不首先着眼于政权,如同隔山打牛。

徐崇利

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

晚近,美国在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贸易收益分配状况的迭变,带来其贸易政策及法律策略发生重大转变。因对这两个层面利益迭变回应的不同,从奥巴马到特朗普,再到当下拜登执政,美国分别推行的是“新自由主义”、“攻击性保护主义”和“再入嵌自由主义”贸易政策,以及相应的“规则升级”、“规则修正”和“规则重构”法律策略。虽然这三届美国政府采取的是不同的贸易政策及法律策略,但其实施对中国都具有最大的指向性。无疑,厘清晚近美国贸易政策及法律策略转变的样态和机理,是进一步探讨中国应对之道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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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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