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李奇前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美、英、法、德和欧盟纷纷出台关涉印太的战略文件，提升其在地区事务中的参与程度。由此，美欧的“印太战略”有何不同、为何不同以及是否在印太地区存在对接可能等一系列问题亟需得到解答。研究发现，美、英、法、德、和欧盟的战略内涵分别是战略竞争、塑造全球影响力、包容与有限主导、多边合作和自主务实。从动力来看，战略差异受到安全结构、经贸结构和知识结构中权力变迁的影响。上述结构也为各方进行战略对接提供了路径选择，但存在一定的障碍与局限。对此，中国亦可从安全、经贸和知识结构出发，应对各方“印太战略”带来的地缘政治压力。
章婕妤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近岸外包”是拜登政府打造“去中国化”供应链同盟的重点。拉美位置对于美国来说得天独厚，从长期来看，发展潜力极大。通过美国和墨西哥“近岸外包”的示范效应和美国大力宣传“美洲制造”，传统在政治上警惕美国干预的拉美地区国家，开始主动向美示好，争取合作机会。其中，以服装纺织为代表的美国低端制造企业已经率先开始对拉美进行布局，而不可忽视的是，美拉供应链合作也有从低端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转型的趋势，其四个关键领域在：半导体行业、大容量电池制造行业、金融科技行业和软件开发和呼叫行业。
受访者：路风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采访者：赵忆宁
对于像飞机（特别是大型客机）这样高度复杂的产品，其产品开发的关键不是对某种单项技术的掌握，而是综合各种技术的能力。这种“综合”集中体现在飞机设计的总体方案上。供应商没有让一架飞机飞到天上去的本事，它们只能做航电、发动机等，让一架飞机飞起来是主制造商的本事所在。即便波音所有的配件全是来自供应商，那也是“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波音做飞机做了快100年了，它知道让飞机怎么飞，所以供应商肯定老老实实听波音的。而中国商飞这个“主制造商供应商”模式，缺少的是经验基础和能力基础。技术领先不是有决心、有钱就能做到的，技术领先靠的是长期的技术积累。
李秋祺
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
随着数字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一种看法认为，我们处于加速实现世界主义理想的快车道上，因为数字技术正在扫清通向世界主义的诸多障碍。2021年甚至被称为“元宇宙元年”，基于万物互联技术，全世界的普遍交往似乎再是空想中的政治乌托邦。它向我们重新定义了什么是邻人，创造了跨文化的共同体形式并冲击着传统的政治认同。然而，数字技术天然就是世界主义的助推器吗？本文首先讨论在哪些层面上数字技术走向了世界主义的反面，接着分析两种应对路径的利弊，最后以国际关系民主化为基点，引申出世界主义对全球数字治理的几点启示。
马克·安托万·艾尔·马泽加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能源与气候研究中心主任
2017年，全球有18000个海水淡化工厂，日产能约为9700万立方米水；到2022年，工厂数量已迅速增长到21000多个，产能近1.1亿立方米，年增长率为6-12%。自2000年以来，全球产能已增加五倍；尤其在2019年和2020年之间，全球海水淡化产能增加了约470万立方米/天。如今，全球每天有3亿多人使用着8700立方米的淡化水。面对逐步扩大的水资源供需差距，以及全球范围的气候与环境变化，未来十年的海水淡化行业将会发展到何种程度？对于各国政府、企业和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而言，又将对这个新型行业施加何种影响？
秦渝斌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江天骄
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副教授
技术地缘政治视域中，科技成为地缘政治权力的主要来源，而地理条件能够促进部分科技的产生与发展，大国间科技关系充满竞争。在这一逻辑的影响下，拜登政府强调国内、双边、区域、国际多层次协调并举，通过资源倾斜重塑美国产业基础、升级单边措施强化对华科技竞争、深化“印太”介入削弱中国产业链地位、拉拢盟友建构技术遏制联盟等方式开展对华技术地缘政治竞争，试图以高端封锁、低端替代瓦解中国崛起动能。在中国周边国家产业承载能力有限、对华科技联盟缺乏现实基础、中国积极作为的情况下，拜登政府对华科技竞争战略受到诸多制约。
李晨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随着战场形势的变化，援助不断升级，从单兵和小分队使用的反坦克导弹等装备，升级到重型火炮、步兵战车、主战坦克等地面主战装备和防空导弹系统。美国在军事援助中发挥了政治、地理、同盟、技术、后勤保障以及乌克兰战备方面等优势，但也受到战略目标、美军自身战备需求和国防工业产能以及乌克兰消化和吸收能力等因素的制约。军事援助虽然对俄乌冲突的长期化产生了战略影响，也塑造了不同阶段的战场态势，但难以使乌克兰实现“北约化”，也难以使其形成军事优势和掌握战略主动权。
曾向红
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庞卫华
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为进一步遏制中国崛起，美国在中亚地区围绕基础设施、制度、安全和理念与中国展开综合竞争。为应对新形势，中亚国家的外交政策出现了新的动向。一方面，中亚各国在坚持平衡外交政策的前提下借助中、俄力量应对各类挑战，并根据不同议题选择相应的合作伙伴。另一方面，中亚国家通过选择性利用民族主义情绪强化国家认同，同时抱团取暖，强化彼此的团结，使中亚地区合作取得进展。中国在该地区需处理好与中亚国家、俄罗斯、美国等行为体的关系，尤其需要推动中国与中亚国家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取得更大成效。
谢来辉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气候合作曾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突出亮点，但是在特朗普政府时期遭到全面搁置，直到拜登政府上台以后，气候变化议题重新回到中美合作的视野中来。但是，美国流行的观点是批评中国试图把气候议题与中美关系的整体改善绑定在一起，而不是区分开来分别推进。中国的谈判策略，特别是在佩洛西窜访台湾之后暂停中美气候合作的做法，是对美国“照单点菜式外交”的合理抵制。当前美国拜登政府试图在气候领域加强对华合作，同时又把中国视为“国际秩序挑战者”的做法，本质上是拒绝接受中国共同参与构建世界新秩序的权力与合法性，因此是对中美气候合作的真正障碍。
姚枝仲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未来中国面临四类重大风险挑战：全球体系面临重大调整，世界出现分裂风险；大国博弈更加激烈，美国更加急于对中国进行打压遏制；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局部危机可能演变为全局性危机；国内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突出，影响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因素增多。同时，中国也具有抓住战略机遇的许多新的有利条件，包括：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基础更加稳固；国内市场对全球商品和要素的强大吸引力使中国有条件保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态势；中国国际秩序理念和主张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中国国家安全体系不断健全，具备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能力。
王逸舟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外交能力建设可以在多个方向展开：（1）国家立法机构在《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里面，增设对地方政府外事职权的规定；（2）外交部等部委清理过往文件，为地方政府参与外事创造空间；（3）推动地方外办与中央有关部门的双向交流，如挂职、进修和选用，拓展地方外事干部的视野和能力；（4）经过每年外交部内部的评议，推荐地方政府表彰对外交大局有突出贡献的事与人；（5）鼓励退下来的外交干部发挥余热，给地方政府外事培训活动授课；（6）定期召开全国外事工作经验交流会，广泛了解各地外事方面的需要及建议；（7）把外交部蓝厅论坛向世界推介各省区的做法制度化。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在当前形势下，深圳市恰恰在如何保持改革开放、如何保持锐意进取的“精气神”方面，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问题。深圳需要高度警惕和避免的，是如下一些情况：在深圳经济的筋骨——产业发展上，开始出现萎缩迹象；在经济赖以发展的微观主体——企业上，多种原因导致企业大量破产、关闭或外移；在人口上，深圳由于多种原因导致缺乏吸引能力，从人口净流入变成净流出；在开放上，深圳需要警惕面向世界的开放度越来越低，越来越“内地化”；在改革上，深圳要警惕改革勇气和创新能力的衰减，退缩到只管执行，没有思考；在特区的“精气神”上，深圳要警惕“精气神”出现涣散，这会使得深圳的吸引力变小。
孔田平
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欧洲学会中东欧研究分会会长
战争结束后欧洲将呼唤新的安全秩序，需要有超越结盟和均势的新的战略思维，重新思考既有欧洲安全机制的使命，并创建针对原苏联空间的新安全机制。在欧洲安全秩序的讨论中，鹰派的观点强调必须将俄罗斯排除在欧洲安全架构之外。无论战争的结果如何，一个拥有全球最大核武库的俄罗斯仍将是欧洲无法选择、难以避开的邻国。如果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有一个稳定的欧洲安全架构，而如果俄完全融入新的安全架构，欧盟和北约的利益如何与俄的利益实现平衡又将是一大难题。
郭曼若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后
伊朗加入上合组织意义非凡，对伊朗外交等领域的发展、上合组织影响力的提升以及国际格局的演变都产生了一定积极影响。与此同时，伊朗的加入也给上合组织的治理合作与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一些风险和挑战。二次扩员或导致与伊朗相关的国际争端投射至上合组织，对上合组织的凝聚力和行动效率形成一定威胁，并使上合扩员风险与转型发展问题更为凸显。鉴于此，上合组织应明确发展定位与方向，积极应对伊核问题，做大共同利益、推进务实合作，不断提升自身机制化建设。
王中美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WTO必须在两个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一是就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尽快达成一致，以恢复争端解决功能；二是就渔业补贴等多边议题下一阶段的谈判，或者推动诸边协定的扩围。为了实现上述突破，需要改革WTO现有决策机制。虽然仍应坚持以“协商一致”为主要原则，但可以权重投票作为“协商一致”原则的例外，权重投票只能在特别紧急情形或仅与特定成员相关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无法达成共识的情况下使用。在采取权重投票方式做出重大决策时，应充分听取和考虑持反对立场成员方的诉求。
姜鹏
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战败国行为选择差异化与和约缔结过程中战胜国宽宥程度之间并没有直接关系。结构性要素与情势性要素的叠加效应才是战败国行为选择差异化背后的激励因素。结构性要素体现为战败国自认为双方是否仍处于同一力量等级，情势性要素则体现为战败国周边是否还存在牵制其力量投送的其他战略敌手。在逻辑同一性框架下，上述两大变量不同组合的叠加效应，构成了战败国选择偏好呈现多元差异性的根源。从战胜国角度讲，厘清主导权战争后战败国行为选择背后的因果机制，对于规避与前战败国陷入周期性对抗与复仇泥沼、促成前战败国走向善意中立或追随和预判特定地区主导权战争后的大国关系走向均能提供有益的启示。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