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胡鞍钢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
谢宜泽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健全新型举国体制首当其冲的是正确把握它的隐含前提，即笃定的共同意愿、合理的目标体系和强大的国家能力。这三者是新型举国体制实践合力效应、乘数效应和杠杆效应的产生源泉。它们分别表现为党的主张、人民意愿、国家意志的统一，总体性目标与部门性目标、阶段性目标的统一，以及一般性国家能力与特殊性国家能力的统一。脱贫攻坚是新型举国体制实践的生动写照，它的巨大成功充分印证了意愿、目标与能力三大前提之于新型举国体制实践的不可或缺性。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从2000年至2022年的23年中，最终消费有14年都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投资在其余9年里的贡献率超过消费。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消费的年份，大部分都是中国经济遭遇内外部冲击，中国政府出重手以投资拉动经济之时。当中国的政经形势处于正常状态时，消费会立刻回归中国经济的第一拉动力。在未来的发展中，消费将会越来越稳定地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这是经济发展的规律使然，也是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使然。作为政策制定者，应该了解和认识这种规律，尊重规律之下的经济变化，并在经济政策中体现出中国向消费社会的转型。
恩戈齐·奥孔乔-伊韦阿拉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
今天，多边贸易体系是应对主要全球挑战的解决方式之一，不论是应对气候变化，还是冲突，还是新冠疫情。我们比以往更需要一个改革后的、适应21世纪的世贸组织，其规则能够加强稳定、可预测性、全球贸易体系开放性的基础。如果过去的15年有教会我们任何事情，那就是没有预测的危机一定还在前方等着我们，没有贸易的稳定性力量，世界将一定会变得更没有能力去招架它们。
汪婉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理事、经济学院讲席教授
自2023年5月广岛七国集团峰会以来，“去风险”（de-risking）取代了此前美国主张的“脱钩” （de-coupling），成为美西方对华经济政策的“新词”。“去风险”也被写入广岛七国集团峰会的领导人宣言。“去风险”这一概念被美国接受，意味着美国自身也否定了对华经济“全面脱钩”的可能性，并以保护“国家安全”为由，把对华“选择性脱钩”的目标更加清晰地锚定在了高科技领域。中国应当深入剖析“去风险”这一概念提出的复杂背景，以及美、欧、日和“全球南方”对“去风险”的不同看法，进而制定行之有效的应对风险的战略。
杨华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
当前中国农民主要包括两类群体，一类是农民工，另一类是在乡农民。在乡农民中的精英农民、中坚农民和留守农民构成农村社会金字塔型的“三元”结构，各自在农村建设中发挥不同作用。在乡农民有其比较优势，他们是党和国家农村制度和政策的最大受惠者，熟悉农村情况，而且主要社会关系和利益关系在农村。这些特征和优势，使在乡农民的社会政治态度呈现出总体支持的状态。他们在农村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主体作用，是保持农村政治社会稳定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压舱石”。
Cyril Prinsloo
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金砖扩员必将增强金砖国家的全球影响力，包括金砖国家成员占全球经济比重、对矿产资源的控制，以及在G20、世界银行、IMF、联合国等多边机构中的协调能力。但在积极因素之外，需要注意：南非获得的境外投资中，美国和欧洲的传统合作国家依然是主要的投资方；金砖国家间的经济互动依然薄弱，水平较低；金砖国家组织内部，各国之间的力量平衡可能造成议程推进受阻。南非和金砖国家需要的，是把握时机，通过战略性的不结盟，吸引更多的资源和发展机会。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研究院
金砖国家成立以来GDP在全球占比翻倍，金砖国家以占全球超过26%的国土面积、42%的人口数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成为全球政治经济重要力量。金砖国家正以加强金砖合作和“金砖 +”机制推进经济新型全球化，贡献金砖方案；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一道，发出金砖声音，贡献金砖智慧。金砖国家以全球发展新理念构建务实合作新平台，成为经济全球化新势力、经济增长新引擎。金砖国家正以全球治理新范式、可持续发展新动力、人文交流合作新表率，强化国际合作新典范。
田国强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中国式”意味着实现现代化应该有其特色、路径、元素方面的差异，所以应该有中国特色、中国路径和中国元素，但是这些特色、路径和元素应该成为发展的优势而不应成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障碍。政府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角色定位还存在越位、错位、缺位并存的现象，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有较大落差，需要以改革、发展、稳定、创新和治理五位一体的综合改革方式进行治理，建立有能、有为、有限、有效、有爱的刚柔相济的五有政府，而不是事事都有为的政府。
王锡锌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对个人的身份进行精准化、大规模识别和监控，恰是对各种社会风险进行管控的数据基础。以大数据为基础，结合算法、自动化决策等技术，可大大扩展国家和社会治理所涵盖的人口与地域范围，化解一系列治理难题。但我们必须警惕的是，数字技术对国家和组织的“赋能”，并非技术的免费午餐。数字赋能并非没有风险，可能为各种权力滥用披上“摩登”的技术合理性外衣。在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进程中，我们需要对技术的风险进行充分认知并予以规制。
李实
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研究院
前三十年在效率优先的发展战略指导下，中国收入差距出现了全方位的扩大。城乡之间、城镇内部之间和农村内部之间收入差距都在扩大；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不同人群组之间收入差距也出现不同程度的扩大；高收入人群与低收入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得更加明显。在过去近十年中，中国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得到了初步抑制。一些可比的数据显示，居民收入差距处于相对稳定甚至下降的情况。虽然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得到了初步遏制，但是收入差距的水平仍是偏高的，仍需在缩小收入差距上继续努力，更为重要的是，仍需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
曹远征
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
俄乌战争爆发以来的经济后果显示，仅仅西方与俄罗斯的脱钩断链就已造成了全球经济的严重滞胀，并使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进退维谷。在欧洲，尤其德国以俄罗斯廉价能源支撑的重化工业受到严重冲击，出现了向东外迁迹象；在亚洲，美国鼓励产业与中国脱钩，但并未大规模回流美国，而更多地转移到东南亚地区。全球生产力布局的这一新变动，意味着全球产业链正向欧亚大陆中心方向集中，从而使“一带一路”意义凸显。世界经济不能也不应承受中美经济脱钩的后果。中美竞争合作当前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世界应当抓住这一“冷和平”的可能，转换赛道，积极寻求新型的再全球化道路。
时子晗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谈判中的三个要素对开启和推动谈判进程至关重要，包括主观层面对于互相伤害僵局的认知、愿意寻找共同出路的意愿以及相互吸引的机会。互相伤害僵局作为推动因素将冲突各方推出冲突本身，使冲突各方从主观层面或在第三方的调停下意识到各方无法通过暴力冲突取得绝对胜利，而后两个条件则作为拉动因素将冲突各方拉向谈判并推动谈判持续进行。以上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谈判成功开启并持续进而达成协议。而现阶段俄乌冲突中各方对于以上三个因素的主观认知缺失也使得谈判难以进行。
卢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任慧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杨业伟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在我国现行劳动就业统计体系下，城镇新增就业和调查失业率是政府对就业形势的两大调控目标。近年我国经济增长中枢增速较大幅回落与波动加大背景下，城镇新增就业对早先趋势水平回落有限并且显著超过官方目标值，提示就业形势仅受到相对温和冲击。然而官方发布最新数据提示近两年我国城镇新增与净增就业不一致大幅激增，反差值从2020年前5年均值229万人飙升到2021的767万人和2022年的2048万人，提醒现行就业统计或存局限和盲点。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中央政治局日前开会，评估上半年经济形势，安排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重新定义了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是国内需求不足，这一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如何才能扩大内需，使之成为拉动中国经济的稳定力量，目前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让居民和民营企业恢复信心，主动扩大消费和需求，可能是恢复中国经济的正解。而试图再度刺激房地产市场的路子，恐怕不是一种有效的方法。
张明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按照规模由高至低排序，当前中国海外资产配置主要集中于储备资产、直接投资、其他投资与证券投资，中国海外负债主要集中于直接投资、证券投资与其他投资。尽管绝对规模与相对占比近年来有所下降，中国投资者依然大量投资于美元资产。按照规模由高至低排序，当前中国投资者对美元资产的配置主要集中于美国国债、美国股票与美国机构债。当前中国是仅次于日本的美国国债市场上第二大外国投资者。中国海外资产配置主要面临两大问题与挑战。
罗仪馥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东亚产业链是本国产业与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外部环境，要通过鼓励跨国贸易与投资等方式来保持本国对东亚产业链的深度嵌入。同时，相关国家在东亚产业链变迁过程中需要形成一定的主动作为意识。虽然产业链的形成与变迁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产业链上的单一国家（尤其是下游国家）一般难以独立主导产业链的演进，但对于东亚产业链对国内经济的影响，一国并非总是完全被动，而是可以调节产业政策，适时扶持国内的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最终实现“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