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查道炯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学术委员、教授
进入21世纪，“全球南方”一词在英文学术文献和媒体用语中出现的频率开始上升。一些欧美大学将“国际发展”教学与研究项目更名为“全球发展”。这体现出一种新的认知：研讨世界范围内发展态势时，应走出“北方”为“南方”提供示范、援助等惯性思维。但新词汇的内涵也充满争议。在传统意义上的“北方”“南方”或“全球南方”用语的兴衰，折射的是围绕国际“发展”议题的争议。
余南平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廖盟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鉴于美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规模和枢纽中心地位，特别是关键节点和链主地位，美国基于经济基础能力对于全球价值链结构的改造能力并不容小觑，而其构建符合自身利益的全球价值链体系将会引发全球经济“二元结构”出现，即在美国高端核心技术产业上建立各种壁垒，挤出战略竞争对手，同时又使低技术含量制成品继续通过全球价值链进而实施自由贸易，继续推动对特定国家和行业的锁定。这种“双层构造”战略势必引发他国产业政策的抵制，全球各国产业政策的合力使用，将进一步推动全球价值链的解构和重构。
周文星
博士，南京大学华智全球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在军事安全领域，美国多数智库专家主张强化与北约、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等传统盟友以及新加坡、越南等伙伴国家之间的军事安全合作，以提升美国在西太平洋遏制中国的军事威慑力。在对台政策方面，越来越多专家主张通过双边和多边军事防务合作强化台湾的自卫能力，呼吁对中国大陆的对台政策举措采取强有力的反击。在经贸科技领域，开始接受并呼吁推动中美经贸“脱钩”的智库专家数量也逐渐增多。同时越来越多智库专家主张全面检讨和反思对华接触战略，建议对中国日益自信的内政外交政策进行更加果断有力的回击。
朱志群
美国巴克内尔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教授
美中两国都要保障自己的根本利益。例如，美国应严格遵守只与台湾地区保持非官方关系的承诺，并为可能实现的两岸和平统一敞开大门。另一方面，中国应以行动表明，它将继续改善国内的人权和政治自由，并奉行和平的外交政策。华盛顿和北京都弥漫着悲观和好战的情绪，这为各种鹰派、反对者、民族主义者和战争贩子互相叫嚣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将双边关系推向深渊。美中之间的战争并非不可避免，我们应尽一切努力将战争从双方的政策菜单中删除。促进和平与合作的理性力量，必须成为推动这一重要关系向前发展的主流思想。
覃丽芳
中山大学国际学院副教授
20世纪90年代，越南制定了“融入国际经济”战略，在加入东盟和加入WTO前后，经济获得了快速增长。之后，越南利用引入外资，实现了将出口从资源型产品向工业制成品转变，经济结构也开始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化。与此同时，越南也积极参与对外投资，加强品牌建设。然而，越南经济总体上依然是“大进大出”的来料加工模式，容易受到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随着经济地位上升，越南国内薪资不断上涨，政府寻求从“增量”到“提质”的转化，对招商引资的政策也有所调整，加上不断发生的企业罢工潮，都会影响越南经济的吸引力。
王均顺
上海交通大学国家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李书齐
北京大学
在现代战争中，无人机力量越来越成为决定战场局势的关键因素，无人机从俄乌开战伊始便迅速成为了战场关键性因素。随着俄乌冲突日益陷入僵局，前线局势进入拉锯状态。除了打击军事目标外，双方频繁使用无人机打击民用设施、政府楼宇等非军事目标。近日，双方无人机更是互相袭击对方首都，“无人机之战”背后的政治意义日益凸显，俄乌无人机战的意义已超越军事层面，演变为带有浓厚政治较量色彩的长期拉锯。
肖唐镖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技术型治理在我国的形成，除受世界性潮流的影响之外，还受精英传统与权力本性的驱动，过于弹性的治理概念的影响，并与传统中国“重术而轻制”的惯习以及误读境外经验教训等因素有关。但技术型治理在给现代人带来便捷、效能的同时，也可能带来技术操控、治理绩效内卷化与高成本的困境，更可能带来民众政治钝化与极化的风险，形成治理的技术替代之思维习惯并重回“新计划经济与社会”的诉求。无疑，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应当借助强有力的科学和技术之支撑与改造，但这并不意味着应走向“技术型治理”，而应当走向现代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俱强的民主参与式治理
房绍坤
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法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袁晓燕
吉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进城落户农民的出现具有时代必然性，其合法土地权益保障事关我国乡村振兴的整体布局与共同富裕的实际达成。在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应把握进城落户农民所处的繁复利益关系，在弱势群体保护与意思自治的原则指引下制定利益分配方案。同时，涉农改革应协同作战，解决农民身份保有与财产价值评估的前提性问题，对接有偿退出、有偿转让的核心机制与行动指南，最终建成协调各方、刚柔并济的进城落户农民合法土地权益的保障体系。
刘伟
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刘守英
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教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正确认识新发展阶段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关系，明确新发展阶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方位和历史地位，对于踏上现代化国家建设新征程的中国共产党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本文从马恩经典著作和社会主义国家实践出发，提出了社会主义的阶段问题及其划分依据，强调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本质特征和重大意义，论述了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阶段，明确了新发展阶段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任务、阶段性目标与实现路径，讨论了新发展阶段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的几个重大问题。
李巍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赵岚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俄在相互依赖的全球市场中，由于粮食具有安全属性，各国对粮食市场的变化高度敏感。因此，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大“市场关键点”粮食出口收缩后，全球粮食市场中的供给不足被催化并加剧了国际粮价的异动，这一“连锁反应”诱发了全球性的粮食安全风险。对中国而言，此次“蝴蝶效应”波及了粮食进口的稳定、提升了美国在中国粮食进口中的优势地位、冲击了中国粮食进口的渠道、加剧了粮食进口被“安全化”的趋势。对此，中国亟需提高粮食安全的韧性，丰富粮食进口来源并利用金融手段缓解粮价波动。
徐奇渊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经济发展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孙靓莹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助理研究研究员
熊婉婷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助理研究员
在新冠疫情冲击、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主要发达国家央行政策突然转向等因素冲击下，发展中国家主权债务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这对债务解决机制发挥更大作用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是债务解决机制有效性本身一直面临着巨大挑战：巴黎俱乐部等旧机制存在缺陷，二十国集团（G20）共同框架也没有发挥应有作用。尤其是过去20多年来，国际债权人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商业债权人的债权占比大幅上升，双边官方债权人重要性相应下降。在此条件下，更多施压于双边官方债权人的债务解决机制难以从根本上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困境，甚至还会损害现有债权国继续提供新增融资的能力和意愿。
张宇燕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将历史分为长、中、短三个时段，每个时段可以观察到的影响历史走向的核心变量各有不同。借助这一划分方式可以发现，长时段的气候变化，中时段的产出水平、技术进步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作为短时段标志性事件的乌克兰危机同时出现，使当今时代面临三个时段叠加共振的“巨变”状态，表现为当今世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的加重。要有效应对全球治理赤字，制度建设至关重要。通过国际协调建章立制，加强建设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才能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正确方向改善，从而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作出正确的选择。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苏丹冲突实质就是军方集团内部冲突，而最尖锐的矛盾在于布尔汉想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正规军统一权威，收编快速支援部队；但达加洛却想保持其武装组织的独立性，确保兵权在握。由于双方势均力敌以及均有外部支持者，苏丹动乱可能走向长期化。由于苏丹局势可能走向长期化，将会对中国的全球战略布局产生一系列中长期影响，包括能源投资企业遭遇潜在风险、与俄国存在地缘政治冲突迹象以及红海的战略布局面临调整等。因此，全面评估苏丹局势，及时调整相关战略布局，防范中长期风险迫在眉睫。
受访者：姚洋
北大国发院教授
采访者： 鲍勃·戴维斯
中国尊重美国的制度——甚至许多中国人直到现在仍然受到美国制度的吸引。但美国也应该尊重中国的制度，美国应该给中国时间，中国人民能够找到一套可以保障个人自由的有效政治体系，这套体系可能会以不同于所谓的自由民主的方式运作，但它一定会奏效。美国和全世界都应该设计一种新的治理模式，以适应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这是我们的底线，我们必须容忍差异的存在。中国唯一的出路就是与美国谈判制定新规则，我坚信基于规则的竞争是两国最好的解决方案。
苏畅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中亚国家独立以来，受国际与地区形势发展的影响，其地缘政治呈现出“边缘地带”“中间地带”特点，在某一时期某一种特点更为突出。研究发现，地缘政治作为外部因素，与政权交接、社会矛盾和安全威胁等中亚的内部问题，都对中亚国家的稳定产生重要影响，并且内外因素相互牵连；当中亚地区处于“边缘地带”时相对稳定，处于“中间地带”时挑战增多，成为“枢纽地带”有难度、有风险，对中亚稳定有利亦有弊。
李奇前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美、英、法、德和欧盟纷纷出台关涉印太的战略文件，提升其在地区事务中的参与程度。由此，美欧的“印太战略”有何不同、为何不同以及是否在印太地区存在对接可能等一系列问题亟需得到解答。研究发现，美、英、法、德、和欧盟的战略内涵分别是战略竞争、塑造全球影响力、包容与有限主导、多边合作和自主务实。从动力来看，战略差异受到安全结构、经贸结构和知识结构中权力变迁的影响。上述结构也为各方进行战略对接提供了路径选择，但存在一定的障碍与局限。对此，中国亦可从安全、经贸和知识结构出发，应对各方“印太战略”带来的地缘政治压力。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