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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6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逐步受到控制,全国范围的复工、复产在逐步进行之中。就目前来看,疫情对经济短期的冲击正显现出来,未来恢复经济增长的压力变得迫切。很多人对疫情之后的需求恢复抱有期待,期望被抑制的需求释放能带来经济反弹。在安邦咨询(ANBOUND)的智库学者看来,在疫情影响逐渐减弱之后,中国经济仍然会延续近年来的放缓趋势,甚至在疫情冲击之下,经济增长还有“一沉不起”的可能性。为应对这种可能性,需要在政策层面加大刺激和宽松力度。

近半年以来,国内通胀水平维持高位,特别是1月份通胀破“5”,再加上由疫情引起的价格短期波动,成为货币政策加大宽松的制约因素。不少市场机构认为,国内CPI持续走高和经济长期放缓的趋势,可能形成令人担心的“滞涨”局面。不过,这种担忧的方向可能有偏差。对于通胀走势,安邦的研究人员曾经指出,本次疫情短期会因供求失衡造成短期通胀波动,但中长期看,则可能通过拖累消费需求对CPI产生负面影响;由于需求减弱加剧生产过剩的局面,PPI甚至可能出现通缩风险。因此,安邦咨询认为,国内PPI的长期低迷需要引起格外的注意,中国更需要防止的是由此出现的长期通缩局面,这是中国经济陷入低迷的主因。

实际上,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经验都表明,保持一定程度的通胀对经济增长是有益的。从最近几年通胀的变化来看,实际上PPI低迷是反映经济回落的主要窗口信号。有市场研究显示,2015-2016年PPI通缩幅度扩大,导致同期的GDP平减指数回落至周期性低位,2017年PPI从通缩转为通胀,带动GDP平减指数周期性回升。2019年的PPI同比增速相比2018年大幅回落,进而转为通缩,尽管当年CPI因猪周期而走高,仍难以阻止同期GDP平减指数的低迷走势。可见,PPI水平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紧密而且直接的联系。

更进一步来看,PPI通缩带来的债务规模增长快于经济增速,从而成为导致2019年杠杆率回升的主要驱动因素。数据显示,2019年末的实体经济杠杆率为245.4%,比2018年末上升了6.1个百分点。究其原因,主要是生产过剩导致的生产价格低迷,不仅使企业利润受到影响,更使得企业的债务率不断增加。因此,在长期中保持适度的通胀率、抵抗通缩,这是应对宏观高杠杆问题的必要选项。这意味着,国内通胀回升和通缩修复会对缓解宏观债务负担和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起到积极效果。

吕致文

建信信托研究部总经理

新冠肺炎疫情自1月底爆发以来,对多数行业的影响以负面为主,部分行业的冬天可能显著拉长。但长远来看并不会改变宏观态势,也不会大幅阻碍中国的发展。后疫情时期,中国公共卫生安全意识会升级,超级电商化愈演愈烈,医疗产业发展获得长期机遇。疫情在给经济带来负面冲击的同时,往往也会为一些新的经济模式提供发展机遇,甚至催生新业态。

郑羽

同济大学全球治理与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新时代国际政治与安全主题与环境的大幅度变化,导致了非传统安全危机的严重性日益彰显及危害性有所加剧。非传统安全危机的跨国性和治理难度呼唤国际社会加强多边主义合作。很显然,尽管由于经济发展使各国国家治理能力空前增强,但由于这种危机经常的突发性,极强的扩散性,很强的技术性和再生性,其在地理上的跨国性,都要求国际社会成员国,特别是主要经济和科技强国,摈弃单边主义,加强多边主义合作。

任泽平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恒大研究院院长

启动“新”一轮基建,关键在“新”,要用改革创新的方式推动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而不是简单重走老路,导致过剩浪费和“鬼城”现象。未来“新”一轮基建主要应有四“新”:一是新的地区,二是新的主体,三是新的方式,四是新的领域,在补齐铁路、公路、轨道交通等传统基建的基础上大力发展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教育医疗等新型基建,以改革创新稳增长。

蔡剑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实践教授

王耀羚

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研究员

朱岩

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院长

靳晓菲

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研究员

我国面临着长期下行的经济增长,这导致了市场需求放缓,这一现象受到疫情刺激,成为了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面临的根本问题。供给端的措施生效时间较长,难以缓和疫情对产业链带来的冲击。为了保护产业链,短期内可通过投资与消费两种途径来刺激需求端,分别是逆周期调节基建投资与推动降息刺激消费。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之后,企业开始复工复产,但有的企业可能因为资金问题或招工困难复工复产的进度较慢。政府需要在特殊时期有所作为,可以协助企业加快复工复产进度。

薛澜

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总体来看,我国应急管理体系经历了不同寻常的建设过程,时间短、基础弱、底子薄。应急管理体系依然面临巨灾风险,面临工业化、城镇化、全球化等趋势叠加引发的综合性风险以及非传统领域公共安全风险的压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亟待完善。未来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应当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加强体制机制建设、鼓励地方创新,多措并举,加强应急管理能力的优化与配置。

胡震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首次引入“生活资料/生产资料”概念,农民房屋从公民私有财产被改造为生活资料。1962年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则把性质上属于生活资料的农村宅基地归入生产资料,变成了集体所有、农民使用。改革开放以来,在立法上恢复了房屋的财产本质,确认并通过改革不断实现宅基地使用权的用益物权性质。宅基地的财产属性逐渐得到恢复。七十年产权变迁的历史说明,应在坚持集体所有前提下不断推进宅基地财产化,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性权利,这是真正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

刘英奎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研究院国际投资研究部主任,研究员

根据中国贸促会中国营商环境企业问卷调查,2019年中国营商环境总体评价良好,超九成受访企业(90.5%)认为中国营商环境为较满意及以上,九成以上企业(91.6%)认为近3年营商环境获得改善,受访企业对中国营商环境评价为4.3分。动态看,2019年中国营商环境企业评价分值比2018年明显提升。2018年中国营商环境总体评价为4.17分,2019年为4.3分,2019年比2018年评分提升3.12%;2018年中国营商环境评价为较满意以上企业占87.5%,2019年为90.5%,提升3个百分点。

林采宜

华安基金首席经济学家

根据IMF的数据,2018年,中国医疗卫生支出占一般政府总支出的7.07%,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目前美国、日本和新加坡医疗卫生支出占一般政府总支出的比重分别达到24.44%、19.80%和13.47%。从各国医疗卫生投入的数据比较来看,我国在医疗卫生体系方面的公共财政支出还有待增加。除了大幅增加医疗卫生在公共财政支出中的占比以外,我国更应该积极推动医疗卫生体系的改革,建立多元化的防控及治疗体系,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国民健康保障。

余永定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中国目前面临一系列不同层面、不同领域的错综复杂的问题。为统筹全局,高效有序地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明确什么是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目前的主要矛盾是控制疫情和恢复生产之间的矛盾。而这对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正处于前者向后者转化但又尚未完成转化的阶段。只有当疫情得到彻底控制之后,全国的经济活动才能完全恢复正常。届时,主要矛盾也将发生转化。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开足马力,一方面补偿疫情期间的损失,一方面深化改革、实现较高的经济增速。

陈兵

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司法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程前

南开大学法学院助理研究员

在突发公共安全应急机制中大数据技术大范围、多层级、宽领域的深度应用,对公民个人信息权利将不可避免地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甚至是客观损害。譬如,部分从武汉、湖北疫区返回居住地的人士的个人电话等私人信息遭大量泄露。在特殊时期公共利益优先的大前提下,在个人数据权利的法治保障机制尚不充分的背景下,如何在数据保护与数据分享之间实现平衡,值得重点关注与深入思考。

李铁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

放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的大背景下,必须从更多方面,以及更为全面的角度来反思疫情,重新认识城市治理中所存在的各种体制性问题,研究中国城市发展中独特的轨迹和规律。同时,总结国际经验,研究如何把城市问题作为国家经济和社会治理的重中之重,探寻更符合国情并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城市化路径,我想这次应该是一次挑战和机遇。

钟正生

财新智库莫尼塔研究董事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张璐

莫尼塔研究高级分析师

在这场国家治理能力的“大考”中,也暴露出若干有待加强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疾病预防控制环节暴露出报告、预警、决策机制的漏洞:疫情最初重视不足,存在信息失真;红十字会对社会捐赠的信息披露不足引发诟病;武汉封城之后面对医疗资源不足,没有及时采取集中隔离,导致疫情在家庭内部、邻里之间广泛扩散等。二是中国公共医疗支出长期不足的问题凸显。中国经济发展应以本次疫情为契机,加速变革,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黄汉权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

当今世界,随着产业分工深化,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表面看是产品和产业的竞争,背后实际上是产业链的竞争,即一个国家的产业竞争力取决于整个产业链的综合竞争力。当前,我国虽然在中低端制造领域建立了完整的产业链和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但产业大而不强,产业基础并不牢固,传统竞争优势趋于减弱,亟需通过推进产业链现代化重塑我国产业竞争新优势,保持和提升产业竞争力。

苏庆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未来一段时期的世界贸易体系图景,可能会是WTO和巨型FTA并肩齐驱。治理主体的主导者可能将从美国一家转变为美欧中日四家。从治理平台角度来看,在WTO规则谈判功能下降的情况下,FTA规则谈判的角色可能越来越重要。从治理规则的角度来看,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越来越成为美欧日的关注焦点,不过标准越高,越难以被广大发展中经济体所接受。

姜明安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对目前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草案)》主要应作以下四个方面的修改和完善:(1)完善立法目的,在坚持依法从严治吏的同时兼顾保护被调查、被处分公职人员的合法权益;(2)增强政务处分原则的法律性、针对性和实效性,去除或减少原则的空泛性和抽象性;(3)减少法律规定中不确定的弹性用语,适当压缩处分决定机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的自由裁量空间;(4)完善救济和责任机制,适当增加被处分人员不服处分的救济途径和强化行使调查、处分职权人员的法律责任。

党国英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将社会治理区分为城市治理与乡村治理,并在两个方面实行不同的制度,这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南辕北辙。社会治理的这种二元结构,会导致经济效率降低、社会平等缺失以及社会稳定程度减弱。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中国需要做出系统性改革,最终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治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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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正在加大。这种冲击将加快全球范围的低利率货币环境的形成。如果说低利率的政策是金融危机后的“猛药”的话,现在的疫情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种危机,低利率仍是各国需要迫切考虑的一个现实主义的选择。从央行和市场的反应来看,这种情况正随着肺炎疫情的传播而加速到来。中国的货币政策和金融市场都需要面临主动或被动的调整。
抗击新冠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场大考。如何在大考后真正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理性的看法是,治理能力的实质还是专业能力——专业研究、专业决策、专业执行、专业治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必然是专业能力的提升。在疫情之后中国疾控中心(CDC)的改革中,除了赋权扩容,CDC亟需调整定位和职能,成为公共卫生政策的重要支撑。
央行表示正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按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加大对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的支持。央行设立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企业实际成本平均为1.28%,低于国务院不超过1.60%的要求。近期增加的再贷款、再贴现额度共计5000亿元,这是普惠性的,对符合条件的企业采取市场化方式支持。支农、支小再贷款利率从原来的的2.75%下调0.25个百分点至2.5%。
商务部表示,今年1月份CPI上涨5.4%,涨幅有所扩大。1月份CPI上涨具有结构性、时段性特点。随着国家出台的减税降费、复工复产扶贫解困、畅通物流促进农业生产等一系列政策措施逐步落地见效,加上天气逐渐转暖,主要农产品生产供应增加,价格会稳中回落。
中国美国商会的报告显示,疫情导致旅行中断和员工生产力下降是美国商会会员公司面临的最严峻挑战。近一半的受访者预计,如果业务不能在4月30日之前恢复正常,则2020年其在中国的收入将减少;近五分之一的受访者说,如果流行病持续到8月底,2020年的收入将下降50%以上。44%的人说,疫情的不确定性对美中双边关系的前景产生了负面影响。
鉴于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扩大,日本企业和地方政府已进入非常模式。野村证券认为,“娱乐活动的自我约束等,有可能对消费产生影响”,预测1-3月日本的实际GDP换算为环比年率将下降2.2%。日本自从因消费增税和台风等影响,2019年10-12月GDP下降6.3%,如果此次负增长连续2个季度下滑,将陷入经济衰退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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