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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财政部部长刘昆2月18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就中国的财政政策作出了系统性的阐述。他指出,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三重压力”,财政收支矛盾依然突出;要适当确定赤字率,科学安排债务规模,有效防范化解风险;同时加强与货币政策等协调,确保宏观政策稳健有效。在安邦智库(ANBOUND)的研究人员看来,这篇题为《不断提升积极财政政策的效能》的文章,再次强化了目前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从“扩量”转向“增效”。

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在谈到积极的财政政策时,一般意味着财政赤字的扩大、政府债务规模的增加,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扩大之上。但从去年以来,财政政策的表述中,已经多次强调了“提质增效”的问题。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提到,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效能,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要保证财政支出强度,加快支出进度。今年1月,财政部副部长许宏才曾表示,2022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效能,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合理把握政策力度,增强可持续性。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科学评估和把握财政收支政策,决不吊高胃口。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就业、产业、投资、消费、区域等政策的紧密配合。由此看来,今年的积极财政政策与2020年疫情期间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由强调“增量”,转变为强调“质量”。

财政收支的压力本身对扩大财政赤字和增加政府债务规模构成约束。刘昆在文章中也谈到,新的经济下行压力对财政收入增长形成制约,疫情形势持续演变增加财政收入增长的不确定性。另外,新的一年仍然强调“减税降费”以支持中小企业发展,这对于财政增收构成不小的挑战。而财政支出方面,科技攻关、乡村振兴、生态环保、基本民生等重点支出需要加强保障,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以及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也需要新增支出。也就是说,支出方面的刚性支出仍然难以调整。这两个方面构成今年财政收支的压力难以有效压缩。这也是财政赤字难以持续扩充的根源。

这实际上意味着,一方面,财政收入增长在减税降费等政策下,难以持续增长;另一方面,财政支出面临刚性需求,特别是对于“稳增长”的需求,使得财政资金用于扩大支出的空间有限。另外,从政府债务的方面来看,一些变化也需要引起注意。去年底中国财政部提前下达了今年1.46万亿元的新增专项地方债额度。最新的信息显示,除专项债额度保持不变外,新增了3280亿元一般债务限额,这令今年提前下达的地方债总额度增加至17880亿元人民币。这一变化意味着作为一般性支出的一般政府债在增加,而作为投资支出的项目专项债保持不变。这可能对今年的整体财政政策给出了一些暗示,既增加一般债规模,保持专项债规模。扩大的一般债,对于地方财政“保运行”更具有意义,也可以适度增加一些公益性的投资;而作为基建投资主要来源的专项债,在规模保持不变或有适度扩大的情况下,自然需要提高投资质量。

受访者:阎学通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采访者:李小莉

“秩序”是指遵守规则的稳定状态,不遵守就是没有秩序,遵守就是有秩序。这场战争加剧了国际社会更加不遵守国际规则的形态,俄罗斯这次发动战争是没有遵守《联合国宪章》,美国对它制裁也是不遵守规则,美国对所有的经济制裁都违背了美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那些规则,欧盟也是一样。今后十年,不遵守国际规则会越来越多,而不是会越来越少。同时,美国现在建立了很多数字类的同盟,到处去搞数字产业、数字技术、数字标准的俱乐部同盟,它反映我们今天在数字时代,今天两极格局的核心是数字技术竞争,不是地缘政治竞争。

孙兴杰

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副所长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闪击战没有成功,变成了一场消耗国力与意志力的持久战。然而,西方对俄罗斯发动的经济“闪击战”却意外成功了,这是俄乌战争中最具有冲击力的现实。俄乌战争是一场帝国与国际体系之间的博弈,俄罗斯帝国的梦想掉入了无处不在的国际体系的网罗之中。这是全球化时代爆发的一场常规战争。全球化塑造了新的权力和财富空间,尤其是进入信息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后,权力的形态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俄乌战争已经搅动了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在新的权力空间之下,俄乌战争也代表了未来新的战争形态。

宋欣

周掌柜咨询全球政策顾问、前欧洲议会中国政策顾问

俄乌之战,正牵动着全世界的神经。世界的聚焦点不仅在俄乌战争本身,更是战争带来的全新世界格局。一个客观上已经出现、但中国人不愿意看到的情况正在发生,那就是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正在逆转。这也提醒中国的全球战略研究者,此刻应该丢掉渔翁得利的幻想,精准参与的“有所作为”要比坐以待毙有价值得多。俄乌战争与20世纪90年代的海湾战争以及本世纪初的9•11事件不一样,中国不会因为俄乌战争而再次迎来所谓的战略机遇期。客观上,中国游离于全球矛盾独自发展的时代正在过去。

原泉

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师

从乌克兰冲突爆发至今,尽管俄罗斯官方在其立场表述中一直强调特别军事行动的目的是让乌克兰“去军事化”和“去纳粹化”,但俄罗斯官方对乌克兰立国基础的表述难免让人浮想联翩:普京在全国讲话中宣称现代乌克兰是“完完全全被俄罗斯创造出来的”,将现代乌克兰国家的建立“归功”于1917年那场深刻改变人类历史走向的伟大变革。俄罗斯政府及其智囊这样否认乌克兰作为政治实体的存在历史和现实,或许并不足以体现历史事实的复杂性,对形成一个公平、合理乃至有利于俄罗斯的乌克兰问题解决方案而言,还可能反而增加了难度。

刘强

上海环太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高级研究员

北约要进行一次前所未有的改革,其所谓的势力范围将扩展至全球。而俄乌战争给了北约团结、扩张和强化千载难逢的理由和契机,成功地使接近“脑死亡”的北约几乎满血复活。北约全球化的主要目标显然是剑指中国,这是由美西历史经验主义和美国霸权思维而决定的。美国和全球化的北约给中国国家安全带来的结果将是战略安全环境的严重恶化和安全威胁显著上升。中国应尽早在做好军事建设与经济发展平衡总体规划设计的同时,进一步增强一切应对危机与挑战的战略、策略、精神和物质准备并付诸实施,将可能到来的危机化解于爆发之前。

李晓

广州商学院校长

俄乌冲突的背后所体现的,正是美国充分利用了俄罗斯传统的国家权力(国土防御空间)观即“领土国家”理念,通过北约东扩的“领土空间压制”,挑动、刺激俄罗斯采取传统安全手段予以应对,随后再利用美元体系的结构性权力施以全方位的金融制裁。这种“领土空间挤压”加“金融空间封杀”的战略,体现的是一种“金融帝国”理念下全新的霸权模式。显然,在这样一个“不对称依赖”的较量中,普京在美国主导的“领土空间挤压”下犯下了一个“时代性错误”,这正是人们普遍认为俄罗斯此次行动是在赌上国家命运的重要根源。

全球化智库CCG

俄乌冲突爆发后,中国面临严峻的外部环境,也面临新的历史机遇。在俄乌冲突发生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各国领导人进行了频繁的通话,提出“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该得到支持”。由于中国与欧盟以及俄罗斯均有良好的合作关系,本次危机是中方充分发挥自身软实力的机会。同时,主动参与调停俄乌冲突,有利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利用美欧将注意力集中在俄乌问题的时期,中方可考虑采取各种方式提升中欧关系、稳定中美关系,改善中国的外部环境。我们要冷静观察和分析,争取化危为机。

荣杰

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博士后

面对未卜的改革前途,托卡耶夫感叹:“在这条道路上,我们首先需要团结、冷静的头脑和耐心、智慧和毅力。”的确如此,凡事想的时候是一回事,做起来则又是另外一回事。这种历史现象常被总结为:有预期之行动产生了未预料之后果。或许,托卡耶夫的改革会给哈萨克斯坦带来新的繁荣,为欧亚地区国家探索出转型新模式?或许,新自由主义改革带来的无效率和混乱,会令哈萨克斯坦民众呼唤新的纳扎尔巴耶夫出现?但愿历史的钟摆能正常摆动,不要出现乌克兰的中亚版本。

孙兴杰

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副所长

普京的电视讲话已经透露出了俄罗斯的国际秩序观和未来的图景,恢复俄罗斯帝国曾经的荣光,让“偷窃”俄罗斯的国家和人付出代价,回击冷战结束之后西方对俄罗斯挤压造成的屈辱感。在普京眼中,乌东之变只是俄罗斯反击的开始,也是迫不得已的动作,普京并非主权国家的支持者,而是俄罗斯帝国的后人。在美国、北约以及联合国来看,乌东之变已经突破了二战结束以来的国际规则。显然,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大博弈已经不仅仅是乌东两州归属和地位的问题了,而是两种不同的国际秩序观的持久对抗和博弈。

苏庆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王奉龙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是推动形成自身的大国雁阵模式。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确实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形成了大国雁阵模式。但是这一模式的发生具有省份的异质性,不同省份转出或承接产业的情况不同,而且中部和西部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加工贸易的情况不同。大国雁阵模式的演进并非是线性的,会出现停滞甚至是逆转的情况,而且其推进速度较慢。中国未来应该更加主动地推进自身的大国雁阵模式。

胡惠林

上海交通大学二级教授

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目标。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实现这一历史性的重心转变,需要转变思想观念和工作作风,需要一个从贫困治理向克服“治理的贫困”的转变。所谓治理的贫困,主要是指治理工具、手段和系统的单一性。贫困治理的对象是贫困,“治理的贫困”的对象则是治理本身。贫困治理可以通过“精准扶贫”打歼灭战,通过提供一系列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来实现,目标相对单一。而治理的贫困则需要通过治理创新来解决。这是一个比贫困的治理困难得多和复杂得多的治理的贫困问题.

张明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中国的持续双顺差格局在2012年之后显著改变,此后资本流动的波动性显著上升,且跨境借贷资金的波动性显著高于直接投资与证券投资。2014年至2020年,中国总体上面临持续的资本流出。中国的资本开放过程并非单调与线性的,而是经常出现放松与收紧的循环。考虑到当前国际环境依然复杂严峻、2014年至2016年的历史可能重演、经常账户顺差缩小或逆转将会放大跨境资本流动的负面冲击、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需要、资本账户开放与利率汇率改革的先后次序、不宜用人民币国际化来倒逼资本账户开放等因素,未来中国政府仍应审慎开放资本账户。

沈阳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2021年,整个互联网呈现出年轻人的次世代化、二次元化、圈层认同、重度依赖,其中也有爱国主义倾向的文化自信,最大亮点则是迎来了元宇宙元年。《“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里强调,“数字赋能美好生活”。相比最初在社会想象阶段元宇宙被“盲目叫好”和“一味唱衰”,近期随着互联网巨头争相布局、各级政府有序介入、网民广泛关注,元宇宙在2022年将会呈现出“奋进和渐进”的理性。

张晓晶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

刘磊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秘书长

2020年以来,全球主要经济体都经历了一波杠杆率显著攀升的过程。截至2021年三季度末,全部发达国家平均上升了32.0个百分点,均高于中国在这七个季度中18.3个百分点的增幅。其中,中国政府部门杠杆率涨幅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水平。相较于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大水漫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保持相对克制,突出了跨周期调节和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动态平衡。

许海云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北约在世纪之交开启对华交往,在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大幅调整对华政策。北约调整对华政策的根源在于:1)国际政治经济结构变化;2)北约将亚太安全视为全球安全使命的一部分;3)以美国为主导的北约决策机制失衡;4)北约延续并扩大冷战思维;5)在新冠肺炎疫情后;北约对华敌意增加。北约对华政策调整不利于国际政治、经济与安全结构建构,不利于亚太区域安全与稳定。中国要准确、系统、完整地认识北约对华政策调整,趋利避害,坚持合作共赢和对外开放,坚定维护国际多边主义,以实际行动打破北约的围堵与打压。

刘湘丽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积极推进“走出去”政策,鼓励企业到成本低廉、市场前景好的国家投资,在全世界建立生产、销售体系。然而在现今地缘政治冲突加剧、新冠肺炎疫情持续不散的肃杀态势下,日本重新对供应链进行了检视,提出了强韧供应链的战略目标。基于经济安全的考量,它开始鼓励企业将生产基地多元化、分散化以及战略物资本土化。这些举措显示日本供应链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往的“国际化”、“全球化”概念在淡化,取而代之成为主流思维的是“本土化”“区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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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媒体称华为拟出售高端手机业务,此消息虽被华为否认,但引发了对华为未来的探讨。在新的压力环境下,华为的全球化受到围堵。深具反思能力的华为,可以考虑做某些策略调整。在资本过剩的世界里,华为可以考虑将产品线上市。这一方面可以获得不少的融资,另一方面也可通过上市扩大利益相关方,为华为赢得更多支持。马斯克通过“梦想级”的发展计划来驾驭资本为自己服务,具有深厚创新能力的华为也可借助资本市场来打造新华为。
财政部网站1月2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12月,全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1836亿元。其中一般债728亿元,专项债1108亿元。纵观全年,全国发行地方政府新增债券45525亿元,地方政府债券平均发行期限14.7年,平均发行利率3.40%。截至2020年12月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256615亿元,地方政府债券剩余平均年限6.9年,平均利率3.51%。
财政部网站1月2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12月,全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1836亿元。其中一般债728亿元,专项债1108亿元。纵观全年,全国发行地方政府新增债券45525亿元,地方政府债券平均发行期限14.7年,平均发行利率3.40%。截至2020年12月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256615亿元,地方政府债券剩余平均年限6.9年,平均利率3.51%。
近期国内蔬菜价格出现普遍上涨,多种常见蔬菜价格甚至“破8”。原因主要有三:大棚蔬菜冻害、运输成本增加、春节临近。预计随着天气转好,春节后蔬菜价格会逐渐回落。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蔬菜稳价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短期内的保供,且考虑到猪肉价格已出现明显反弹,菜价上涨推升生活成本、带动整体物价上涨的问题也值得关注。
联合国贸发会议认为,2021年全球投资会相较2020年再下降5-10%。国际投资的锐减使得以中国为主的亚太地区经济活跃度相对提升,但也同时意味着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重构的加速,这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结构性改革都会带来长期的影响,也愈加反映出中国构建以国内市场为主的双循环格局的重要性和急迫性。
1月28日,美联储将举行2021年的首次利率决议。市场普遍猜测,随着经济复苏,美联储可能逐渐缩减资产购买计划。不过,鲍威尔近日表示,现在不是讨论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的时候,美联储会在时机成熟时提高利率,但现在加息还为时尚早。而在加息时间上,大部分专家认为加息时间会在2023年或更晚,而这也意味着美元2021年也许将继续维持疲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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