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雷卡·尤哈斯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
内森·雷恩
牛津大学经济系副教授
丹尼·罗德里克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福特基金会讲席教授
我们将产业政策定义为那些明确针对经济活动的结构转型以追求某种公共目标的政府政策。其目标通常是激励创新、提高生产率和经济增长。但是，它也有可能用于促进气候转型、创造良好的就业机会、落后地区的发展、出口或进口替代等目标。由于产业政策针对结构变迁，所以一个关键特征是公共部门行使选择权和自由裁量权。产业政策传统上侧重于促进钢铁、汽车、造船、飞机或者半导体等制造业，并由此得名。但是，它也包括对服务业和特定类型研发的支持。
肖河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在特朗普的加持下，马斯克已从全球科技、商业巨子摇身一变成为美国乃至世界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正按照自己设想的蓝图改造美国。毫无疑问，马斯克和特朗普这对政治搭档能走到一起，自然是因为可以各取所需，属于双向奔赴。但从各种意义上讲，当前的“马斯克式参政”都是超常规的。从拥有的影响力上看是这样，从潜在的风险来看同样如此。之所以能做到这种程度，或许也是因为在马斯克看来，他并非选择为特朗普服务，而是选择了特朗普来为其设想的理想美国服务。
Marianne Riddervold
挪威国际事务研究所
Pernille Rieker
内兰特应用科学大学组织、领导与管理系
欧盟在乌克兰危机中展现出了成熟的迹象，在决策能力、身份认同和关系定位三个维度上都取得了进展。这一成熟过程虽然仍在进行中，但已经改变了欧盟作为一个外交安全行为体的性质和能力。随着欧盟继续应对乌克兰危机及其后果，我们将能够更全面地评估其成熟进程的深度和持久性。欧盟是否能够维持这一进程，并真正成为一个成熟的全球安全行为体，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员国的政治意愿和欧盟机构的适应能力。无论如何，乌克兰危机已经成为欧盟外交安全政策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其影响将在未来几年继续显现。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32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美欧之间的对抗和纷争并非是一种偶然，而是一种必然。对于美国的保守主义政府而言，美国的新保守主义与欧洲的进步主义意识形态冲突和较量是最主要的矛盾；中国、俄罗斯与美国的大国关系，包括制约中国的崛起，都属于是次要矛盾。这种国际关系领域的演变趋势，实际已经定义了未来新型的全球空间格局，中国以及俄罗斯那种以往因冷战惯性思维而被归为“另类”的国家，非常有必要及时察觉其中的变化，及时调整各自的国际战略，进而实现审慎应对。
西蒙·萨拉吉安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俄罗斯事务创始主任
伊万·阿雷金-托夫特
安吉丽娜·弗拉德
俄罗斯已成为全球受制裁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据《福布斯》报道，50个国家对其实施了超过2万项制裁，其中80%以上是在2022年2月冲突全面爆发后实施的。制裁措施可能导致了以下结果：2022年俄罗斯GDP下降约2.3% ，2023年增长了3.6%。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俄罗斯经济在2024年增长了3.8%，但预计这一增速将放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预测，俄罗斯经济增速将在2025年放缓至1.4%，2026年放缓至1.2%。但我们不知道，在没有制裁的情况下，俄罗斯的GDP增速会是多少。
玛丽安娜·马祖卡托
伦敦大学学院教授
美国目前的经济模式已无法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拜登政府虽有努力，但其改革力度不足，未能真正改善工薪阶层的生活。特朗普政府的保护主义政策可能导致全球经济不稳定，同时削弱美国在国际机构中的领导地位。同时，当前的全球经济体系需要变革，而这一时刻正是一个重塑全球金融和贸易体系的机会。各国应采取任务导向型产业政策（mission-driven industrial policy），优先考虑公共利益，推动可持续和公平的经济增长。这一时期既充满风险，也充满机遇。各国领导人需要大胆行动，以建立一个真正能够服务于人民和全球的新经济体系。
沃尔夫冈·伊申格尔
慕尼黑安全会议前主席
泽林斯基与特朗普会晤后，美欧关系出现巨大裂痕，对跨大西洋同盟而言这是巨大的灾难。最终美国甚至可能失去其在北约中的主导地位。对特朗普当局而言，最优雅的方式是让欧洲、乌克兰以及欧洲的伙伴，如土耳其加入和平协议——恢复经过检验、证明自己的接触小组模式，20世纪90年代曾在美国的领导下形成统一认识和共同目标。我们可以提醒华盛顿，他应对这一创新和成功的外交模式感到骄傲，这是美国的发明。这一模式在乌克兰可以提供现实终止军事冲突所需的要素。
哈尼·冯德克利
北京大学卡塔尔国中东研究讲席国际咨询委员会主席
无论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和2028年总统大选结果如何，自二战结束以来主导全球的国际秩序和机构体系恐怕难以回归昔日常态。国际联盟，无论根基多么深厚，本质上均具脆弱性，其解体往往易如反掌，而重建则难如登天。在此变局之中，美国现有及前盟友很可能寻求构建新的联盟架构；众多中小中立国家将不得不审时度势，重新定位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与功能；而美国的战略对手也将因势利导，谋求新的战略空间。由此观之，一个更加多元化、碎片化的多极世界格局呼之欲出，这一新格局将由地缘政治因素、共同价值理念、文化认同以及经济互补性等多重变量共同塑造。
Thomas Wright
布鲁金斯学会斯特罗布·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t）安全、战略和技术中心高级研究员
目前，主要相关方表态各异：美国在推动与俄直接谈判，不惜将欧盟和乌克兰利益边缘化。俄罗斯希望进一步削弱乌克兰并使其保持中立性。乌克兰则一再强调加入北约的诉求，寻求美欧安全保障。欧洲仍将乌克兰安全视为欧洲“生存问题”，但在军事援助等问题上分歧严重。若美国愿意，就有机会达成理想的和平协议。而美国在和平谈判中的战略，应该是让俄罗斯在面对战后乌克兰不同形态时陷入两难境地，以此不断试探其底线。
尼古拉·别列斯科夫
乌克兰国家战略研究所总顾问
乌克兰和俄罗斯的立场相互排斥。这引发了大量讨论，其参与者要么过于乐观，要么过于悲观。然而2025年1月16日，在参议院专业委员会听证会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却比习以为常的主题走得更远。俄乌冲突只能以政治调节结束，而非一方对另一方的军事胜利。卢比奥的关键新变化在于提出了下列思想：可能的调节要求各方做出让步——乌克兰、俄罗斯，同样重要的是，美国。后者十分重要。总之，表明旨在达成妥协性调节，各方应放弃自己的最高要求，此时努力达成关键要求，并放弃次要的。
薛澜
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苏世民书院院长
张双南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粒子天体物理实验室主任、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
随着中美两国政治关系的恶化，两国间的科学联系也变得更加脆弱。这是一个危险的趋势。两国科学界有可能通过合作产生造福世界的技术和理念，如清洁能源和改良药物。但如果两国科学界渐行渐远，科学发现的流通速度会变慢，科学家们也将很难再采取集体应对的方式来解决危机。从长远来看，应该由一群政治敏锐的新兴科学家来建立科学合作的生态系统，并设立划定安全区的目标，在安全区中，合作不仅为两国所接纳，更受到鼓励和支持。
康埈荣
韩国外国语大学敎授、东北亚未来协力论坛会长
朝鲜的种种行为对地区和平与安全不利，最终对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安全构成重大威胁。从这一点看，安保和人权是硬币的两面。对这些朝鲜问题保持沉默，会让国际社会产生放弃或承认朝鲜作为的错觉。朝鲜也没有丝毫反省之意，为应对外界对朝的人权攻势，竟然于2019年制定《应对措施法》，把国际社会提出人权问题、对军事演习的批评以及核导弹开发引发的国际经济制裁等，视为不友善行为，制定应对的法律。
黄益平
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徐诗语
余昌华
杜浩锋
伍晓鹰
经济周期常被视为总量现象，然而在中国经济结构快速转型的背景下，它 还受到各个部门周期性变化以及经济网络结构演变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少数主导行业通过投入产出联系驱动了大部分经济波动，且不同时期的主导行业有所变化。第二，资本密集型行业在生产网络中的投入产出联系不断强化，逐步替代劳动密集型行业成为经济周期的主导。第三，建筑和房地产部门作为生产网络中的关键节点，其自身冲击在各行业间广泛传导，同时上下游行业的冲击通过该部门被放大，二者共同塑造了建筑和房地产部门在经济周期中的重要地位。
赵建
西京研究院院长
DeepSeek的横空出世，很可能既不是“国运论”，也不是“闹剧论”，而是介于两者之间，是后发者利用AI本身作为工具的一次重大创新，或者是养蛊者的一次被反噬（被蒸馏），但并非颠覆式。或者是一次“师夷长技以制夷”。事情的真相，大概率是DS的几个中国年轻人，初生牛犊不怕虎，利用硅谷的傲慢和狂热，利用AI本身的“魔法”，对AI算法产业链的一次“流程优化”。在这一轮人工智能浪潮里，傲慢和狂热会付出代价，“养蛊”的生态森林里，一切皆有可能，横空出世是一种“涌现”，黑马随时可能出现。
徐高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我国的需求不足，其实是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即内需不足）。有效需求不足归根结底是个收入分配问题。我国完全有办法解决当前因需求不足而产生的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化解需求不足的“上策”是优化国内收入分配结构，增加居民收入占经济的比重。在长期，这可以通过“全民国企持股计划”来实现。在短期，可以通过加大国有资本向社保基金的划转来提振居民收入和消费。在“上策”还未走通的时候，靠投资创造需求的“中策”是我国经济的一条不坏的，并且可以持续出路。
Sourabh Gupta
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美国曾是多边贸易秩序中的巨人。它制定并支持多边贸易体系的规则，使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经济体受益。75年前，二战后世界秩序建立后，国力空虚的英国曾试图保留其关税优惠和保护主义壁垒。今天，特朗普团队希望不受约束地利用保护主义的“管控贸易”，让高薪制造业工作重返美国中部地区。关税是他在这方面的首选工具，但他应该当心的是，贸易战容易发起，也更容易失败。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