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32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中国人实际是一个迷信的民族，亘古不变，上下数千年来始终如此。中国人通常迷信或是坚信一点，而不计其余，总是认为有一点发生了变化，一抓就灵，其他一切肯定就都会变好了。很不幸，虽然现在能够客观眺望未来，坚守星空的人并不多，但依然还是可以轻易发现，现实并非如此，因为众多问题都是跨代际的，也就是会影响到中国未来一百年的问题。
在众多跨代际的问题中，笔者相信至少有“四大问题”将会是这样，并且会在未来尤为突出，甚至令人深感束手无策。
第一个问题，人口退潮。人口和人是社会的基础，也是经济的基础，离开了人的国家，实际就是一个空壳，进入一个空心化的时代，发展无从谈起，消费无从谈起，经济无从谈起，当然一个国家的振兴和伟大也无从谈起，因为这一切都是以人为基础的。只要想一想未来，老的老，少的少；老的赡养大成问题，老无所依，甚至到处酿成惨剧；少的各种娇生惯养，只会考试，不会其他，“啃老”的同时，还无法理解社会，但却也要承受重担，不得不在抱怨中负重前行，这样的一幕景象一定是沉重并且令人失望的。
实际与人相关的，还有教育，还有能力，还有科技，还有社会发展上的建设性和破坏性等大量的问题。就算中国有爱因斯坦，那也必须得有个妈去生出来才行！常言说得好，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中国的人口以及人的问题，要恢复到一个正常而健康的水平，可能真的需要一百年的时间，所以这个问题是跨代际的，它总会时刻横阻在社会发展的面前，让各种理想蓝图，根本无从实现或是实现起来万般艰难。
在这方面，除了去忍耐等待人口缓慢复苏之外，正如十数年前安邦智库的警告，人不是猫三狗四，十月怀胎，还要漫长的抚育成长，除了忍耐实际别无良法。
第二个问题，资源枯竭。表面上看中国是地大物博，似乎什么都有，但实际上中国在以往发展的几十年中，已经极大地改变了面貌，现在已经渐入资源枯竭的现实，而这一点在现实发展环境中并非得到充分的认识。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从发展的角度来看，资源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有物化的资源，也有虚拟的资源，但肯定都是发展的资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能源输出国，已经变成了绝对的能源进口国；中国的粮食虽然“年年丰收”，但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而且每一年都是；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在几乎每一项关键科技成就的背后，都有大批留学生的贡献，这表明了中国对外部教育资源以及技术的严重依赖。
王薪尧
民智国际研究院研究助理
泰国与柬埔寨的边界争端可以追溯至法国殖民时期，源于百余年前殖民者绘制的地图。两国长达800多公里的陆地边界，大多在法国殖民期间划定。然而，由于两国对该时期地图的解读不同，部分区域仍存在重叠的主权争端，成为柬泰长期冲突的隐患。此次边界冲突涵盖的柏威夏寺（Preah Vihear Temple）被列为世界遗产后，象征意义更加突出，引发了多轮军事冲突。围绕该争议地带，双方曾多次爆发炮火交锋，历史积怨与现实政治交织。
郭良平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高级研究员
中俄不是天然盟友，而是建立在共识和共同利益上的同路人。两国都主张新秩序应建立在尊重国际法、国家主权以及文化和文明多样性的基础上，中俄存在的本身，就是世界保持多样性的保障。但中国在推动新型国际关系中，面临一系列须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处理好与美国和西方的关系。其次如何创造共赢局面让各国、各民族逐步认可命运共同体。再次，中俄应该在改革联合国上付出更多努力。最后是取得广泛的认同和信任。
吴大辉
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院长
自2015年俄罗斯出兵介入叙利亚局势以来，俄罗斯与伊朗在中东地区结成了“准盟友式”合作，而且通过支持“抵抗轴心”，一度在中东地区占据有利的地缘政治地位。但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后，随着以色列在美欧国家的支持下加大对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尤其是2024年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的崩溃，俄正在中东失去强有力的战略支撑点。俄罗斯在这场困局中，只能在有限的选项以及原有战略遗产的韧性中寻求最有利的策略，尽力维护自身在中东地区的利益和战略布局。
Mallie Prytherch
香港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
埃隆·马斯克的美国党不仅仅是一位亿万富翁基于个人恩怨制定的政治策略，更是对美国两党民主的一次压力测试。无论该党最终会沦为作秀，还是搅局选举，亦或是演变成“制胜者集团”，马斯克的此次尝试凸显出他在两极分化和僵局持续的时代寻求变革的渴望。如果马斯克反对“浪费与贪污”的行动引起共鸣，就可能催化出更广泛的政策调整。无论如何，美国党都可能迫使人们进行一场期待已久的反思：21世纪的民主是能够在18世纪的制度里蓬勃发展，还是被迫重塑以求生存？
昝涛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土耳其、巴基斯坦和阿塞拜疆三国形成的战略三角联盟，以其合计1.5万亿美元的经济总量和3.5亿人口规模，代表了地区国家寻求新型区域合作的尝试。拉钦峰会大概可以被视为具有当前时代特征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它也折射出土耳其主导的所谓“泛突厥主义”地缘构想与俄罗斯传统势力范围的微妙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印巴这一传统地缘矛盾似乎也在向高加索地区蔓延，使该区域成为多重地缘力量交汇的新焦点。在不久前的印巴冲突中，巴方在高科技军事力量方面展示出的进步，也给未来欧亚地缘政治格局变化增加了新的可能性。
卢昊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
杨伯江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海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亚太地缘环境及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变化促使日本以自主性、印太化与安全化为核心思路驱动战略转型，开展战略应对，在美日同盟“体制内发展”前提下加强自主战略能力的建设，加速地缘战略的“印太化”，利用“自由开放的印太”增进“国际连带性”，并在关键战略领域推进“安全化”，融合资源转化为国际战略能力。日本战略安全态势的强化，加上针对中国的“复合性焦虑”日益加深，导致竞争与制衡仍将长期成为日本对华政策的主基调。中日矛盾正逐步从现实安全热点深入到地区秩序观层次。未来日本对中国周边战略环境的影响很可能继续上升。
肖洋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区域国别学院教授
北约从目标设置、预期结果、保障机构、能力建设、资金基础、协作平台六个维度全面构建人工智能战略体系，从而加速“人工智能+”组合式军事科研进程，加剧人工智能军事化应用的国际话语权竞争，引发各国对人工智能高端人才的争夺，恶化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科技竞争环境。北约人工智能新战略体现了北约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仍然奉行进攻性战略和科技霸权逻辑，通过战略设计、政策协调、资源融合、话语垄断等多维布局，全方位构建人工智能竞争优势。北约人工智能新战略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导向，其内部协作将呈现“欧美—印太”双重心态势，北欧国家将在其中发挥独特作用。
高婉莹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美以关系被称为世界上“最特殊的关系”。对美国而言，以色列是它在中东“永不沉没的航母”；对以色列而言，美国是它在国际社会立足的保障。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后，其对以政策也从“绝对支持”逐渐转为“战术平衡”。他从支持“清空加沙”、强力打击也门胡塞武装、施压伊朗，快速转向催促以在加沙停火、宣布与胡塞武装停火、持续推进美伊谈判。与此同时，特朗普二任内的首次中东之行也未前往以色列。这引发以色列舆论担忧“美国是否要抛弃盟友”。
阿什利·J·泰利斯
塔塔战略事务主席
新德里不希望华盛顿永远独霸世界。相反，它寻求建立一个多极化的国际体系，让印度在其中成为真正的大国。它的目标不仅是中国——这个短期挑战——而且是遏制任何渴望独霸的国家，包括美国。印度认为，多极化是全球和平和自身崛起的关键。它极力维护其战略自主，回避正式结盟，并与伊朗和俄罗斯等西方对手保持联系，即使在与美国关系日益密切的同时。在国内，印度正通过拥抱印度民族主义，逐渐丧失其主要力量源泉之一——自由民主。印度的相对弱小、对多极化的渴望以及非自由的发展轨迹意味着，即使它有理由自认为是一个大国，其全球影响力也将低于其预期。
Alexander Langlois
美国国防优先（Defense Priorities）智库外交政策分析师
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克制派”正在逐步压倒“干预派”，成为特朗普政府内部影响外交方向的重要力量。然而，特朗普政府内部仍存在一些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干预派官员，他们仍可能影响特朗普的外交决策。而且，特朗普本人对于展示和使用美国实力的执迷以及国内政治压力仍可能使特朗普走上对外军事干预的道路。
刘传平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
伊朗情报部门的首要职责是维护伊斯兰革命后的新生政权，并未设立专门针对以色列的情报机构。即便在核科学家频繁遇袭后，伊朗成立的“保护组织”也因身兼多职而无力聚焦以色列的暗杀行动。政教合一的国家属性，在伊朗催生了两套叠床架屋、彼此竞争的情报系统，导致工作碎片化、低效与冗余。在浓厚的宗教氛围下，伊朗情报组织会从“神意出发”，将重点放在犹太人的阴谋诡计上，客观分析反而可能受到“西方化”的指控；由宗教人士领导的机构更看重忠诚度，专业人员的挫败感加剧了内部叛变、被渗透的情况。
黄楚滢
民智国际研究院研究助理
在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中，“先发制人打击”这一术语被视为一种合法的、正义的军事途径。“先发制人打击”是指为了抵抗侵略或打败挑衅，或为了在难以避免的战争中获得战略优势，而不得不采取的军事行动。只有满足这些条件，“先发制人”才具备法律和道义层面的合理性：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掌握了足够且明确的情报，产生了一定的恐惧；敌方具备明确意图，也有实际能力在近期发动攻击；其他方法已无力挽回，军事行动是唯一的手段。
Kenneth M. PollackKenneth M. Pollack
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Daniel L. Byman
乔治敦大学教授
技术革新让暗杀成本骤降，精准打击成为国家之间博弈的“新常态”；定点清除的泛化使用正侵蚀战时伦理与法律边界，模糊和平与战争的界线；尽管定点清除具有“低成本、低风险、高效率”的表象，但往往激化报复冲动，诱发冲突升级，甚至阻断战后谈判可能；美国、以色列等国正推动定点清除的制度化与常规化，形成一种新的战争范式：以领导人“斩首”为目标的长期对抗。未来的战争可能不再以兵团对阵为标志，而是以上空突袭与高层猎杀展开。然而，这种看似理性、高效的手术式打击，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战略误判风险。
David Frum
大西洋月刊特约撰稿人
在他的第一任期内，特朗普往往言论激进，但行动甚少，因常受制于其任命的官员。例如在弗洛伊德事件引发的骚乱期间，时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Mark Milley）坚决反对特朗普关于军队射杀抗议者的提议，成功阻止了该提议升级为正式命令。而2025年的特朗普拥有着一系列广泛且界定模糊的“紧急权力”。第二任期的特朗普及其新团队，正以这些权力制定者始料未及的方式，热衷于模糊地行使权力。特朗普深知中期选举迫近，也心怀忧虑。但他很可能正在测试保护自身的方法——哪怕这些方法最终会损害选举的公正性。
徐高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在中美的贸易摩擦中，中国一定能够取得胜利，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内需不足的国家，可以通过政策调整创造需求；而美国作为一个供给不足的国家，无法在短时间内创造供给。只要中国国内政策得当，在中美贸易摩擦中，中国必然会取得胜利。然而，国内政策的调整并非易事，在过去多年，中国在一定程度上“自缚手脚”，导致内需不足，对外需的依赖愈发明显。如果这种局面不能得到大的调整，贸易摩擦的前景可能也并不乐观。因此，贸易冲突制胜的关键在于国内的政策选择。
江时学
著名国际问题研究专家
第一，“全球南方”就是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集合体。第二，没有中国的“全球南方”是一个十足的伪命题。第三，虽然“发展中国家”这一名称同样缺乏精准的定义，但它的涵盖面是较为明确的，即发展水平较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尚未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的国家。而“全球南方”这一提法则缺乏明确的定义，缺乏必要的科学性和学术上的严肃性。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