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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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少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政治理论研究室主任、首席研究员、博导
基层腐败问题之所以顽固存在，主要原因在于针对基层腐败的各种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不能有效发挥监督作用：基层民众由于“不知情”和“分散弱势”而“不想、不敢监督”；乡镇政府由于行政化依赖而“不愿、不能监督”；县级监察机构则由于“鞭长莫及”而“无力、无从监督”。乡村治理结构的转型必须以根除基层腐败为切入点，因此也就必须着眼于基层民众的权利保障，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治理改革，构建民主自治的乡村共同体生活，形成民主化和法治化的治理体系和反腐体系，稳固持久地提升基层治理和基层反腐的水平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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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建光
经济学博士,京东金融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当前中国解决中美贸易争端的决心已然明确，一系列扩大开放的措施和表态也相对积极，是值得肯定的。实际上，中国改革开放空间巨大。如果扩大开放能够持续推进，不仅是缓释外部压力的需要，也可以为中国经济实现转型发展提供重要契机，是平衡内外部压力下的最优政策选择。当然，未来在推动新一轮开放的过程中，仍有很多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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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连泉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秘书长
测算分析表明，按实际缴费人口和实际工资水平核算，2017年养老保险实际负担费率为22.5%，相比27%的平均费率有4.5个百分点的下调空间。为保障降费后的基金风险，应同步采用坐实缴费基数、扩大覆盖面以及推行全国统筹等改革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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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岩
湖南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
我国正处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尤其是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关口期。二战后，日本根据不同时期的发展需要，适宜调整产业政策体系，构建了高效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成功推动长达30年的经济中高速增长，我们有必要借鉴日本产业政策转型调整的成功经验探索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建设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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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立群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从逻辑上看，扩大内需核心是扩大消费需求。为此必须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消费能力；必须增加就业，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而增加就业重点需要搞好中小企业，搞好制造业等实体经济（当前互联网相关行业已趋近市场饱和点）。为此，增加中小企业、制造业企业订单最为重要。在居民因收入约束而消费能力不足时，积极增加有效投资，提高投资增速，是增加中小企业、制造业企业订单最有效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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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红
中国金融40人论坛特邀成员,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研究部负责人
分析显示，过去五年（2014-2018年）债务上升最快、投资回报最差、偿债能力最差的部门是地方融资平台。精准去杠杆的政策设计需要聚焦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存量的化解和增量的控制，并注意缓解在处理这一风险时对其他经营性企业以及居民部门带来的次生影响。为了更好地应对金融业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挑战，可能需要通过一定方式对融资平台债务进行再一次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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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世平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当选为2015年度长江学者,著有《塑造中国的理想安全环境》等
当前的国际秩序仅在开放贸易或经济意义上,而非在政治意义上属于“自由主义”,却被贴上了自由主义的错误标签。关于未来的国际秩序,本文提出三个重要的论点:第一,更加注重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将会持续存在,但其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将大大减弱;第二,形塑国际秩序的力量将会更多地自下而上且带有更多的竞争性,而不像之前主要自上而下的强加;第三,由于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已经停滞,而且也很难重新回到曾经的势头,区域秩序变得更加关键。未来国际秩序将会变得更加区域化和碎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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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汉泽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讲师,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李小云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原院长,中国国际扶贫中心高级顾问,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常务理事
进入到“开发式扶贫”与“保护式扶贫”共同发挥作用的扶贫阶段之后，对于扶贫瞄准的要求越来越高，“精准扶贫”政策也随之提出。社会精细化理论、参与式发展理论以及社会互构论正是精准扶贫政策的理论基础。在精准扶贫实施的过程之中要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加强政府与社会的协同过程，要求政府部门进行结构与运作的调整，在扶贫工作之中能够实现不同层级与不同部门主体之间的协同治理，防止扶贫治理之中的碎片化与条块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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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忠林
黑龙江省政府参事,中国合作经济学会副会长
合作社与股份公司的区别在于“人的联合”，通过案例分析给出现实中分辨真假合作社的方法，有三条判断合作社真假的底线标准，分别是：盈余分配以交易量（额）为主，占可分配盈余比重不得少于60%；一人一票为主（可设附加表决权）的民主管理办法；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开放原则。其中分配是最核心的判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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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河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强制性低、多元化不足是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的两大特征。前者使得中国的海外利益保护措施的合法性较强，不容易引发双边摩擦和冲突，但是缺点是保障力度不足，资源投入和安全供给之间的关系也较为间接；后者则是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的明显短板，使得中国难以在不同的情境下选择恰当的保护方式，经常要以政府应对非政府行为体，打“不对称战争”。其中非盈利性的公民组织的发展和国际化不足更是短板中的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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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拓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贾庆国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19世纪后半叶美国赶超英国时，英国没有试图遏制或延缓美国的崛起,两国保持了和平和稳定。美国以经济利益为核心发展对外关系，没有沿用传统上大国以军事扩张实现国家利益的做法，弱化了对英国的直接挑战。一方面，美国的这种对外拓展利益的方式大大提高了崛起效率。另一方面，不能因此认定美国崛起时真正实现了世界性权力的和平转移。美国当时的经济外交并没有防止后来的对德战争，还侵犯了中国及其他不少中小国家的主权，本质上是一种帝国主义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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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伦斯•萨默斯
美国前财政部长、哈佛大学前校长
现在人类可能面临前所未有的时机，信息技术解放了劳动力，生命科学的进步延长了人类的寿命，物质的进步使人类的痛苦大幅减少，这是属于人类的一个世纪。因此中国应该找到自己的方式，以友谊与合作去尊重共存。中国此时应该重新调整其外交政策,这是符合中国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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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鸿儒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副研究员
培养创新型人才是一个长周期、系统性的工程，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具有基础性甚至是决定性的意义。尽管杰出的创新型人才很难完全靠“教”出来，但错误或过时的教育方式及制度很可能会“扼杀”人的创造力，进而影响创新型人才的成长。必须深刻认识我国大学培养创新型人才的主要问题，从转变教育方式入手，找准新时期高等教育深化改革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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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科霖
管理学博士,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助理教授
谷志军
管理学博士,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副院长,副教授
针对地方政府创新的实践变革，应当立足于四个目标：一是多层协同、有序管理；二是善治目标、公益依归；三是制度建设、法治导向；四是主动革新、立足长远。通过相关实践的转向与提升，地方政府创新在中国的理论与实践将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有力工具与重要手段，并最终实现地方政府创新自身的价值依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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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登新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教授
我们既要减轻企业缴费负担，又要保障职工社保待遇不变、养老金合理增长并按时足额发放，使社保基金可持续、企业与职工同受益。一边是社保要继续降费，另一边却是养老金给付水平还要继续增长，社保减收增支，继续扩大的养老金收支缺口怎么办？唯一对策：整合缴费型社保制度，重新进行顶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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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院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经济一直有一个迷：中国货币存量增长速度这么快，为什么没有通货膨胀？连股市都没涨起来，钱去哪儿了？我的理解是，好多钱都是在银行系统里空转，没有形成真正实用的钱。今后再搞大水漫灌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货币政策会转变为定向给中小银行发放贷款，让资金流入我们实体经济。但能不能如愿不好说。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