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王小鲁
回顾过去40年的改革历程，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重要的启示。首先，过去的经济高速发展是改革的成果。第二点启示，我认为改革的核心就是市场化转轨。第三点启示，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是公平竞争。第四点启示，就是改革需要协调推进。第五点，改革是思想解放、基层首创、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结果。
周天勇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原副院长、东北财经大学中国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目前和中远期的人口形势很是严峻，快速严重少子化、经济主力人口收缩、老龄化是世界上罕见的中国最为特殊的人口格局和趋势。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99年的8.81‰下降到了2018年的3.81‰，美国人口自然增长率2017年为8‰。为了中国经济社会中长期良性发展，特别是中华民族未来长久的命运，应该刻不容缓，立即放开和鼓励生育，不能再拖了。
姚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未来的挑战，很多人担心创新能力不足。我对此不太担心，因为光有创新并不足以支撑经济的中高速增长。我更担心的是老龄化和未来国际格局的不确定性。15年之后，中国的老年人口（65岁以上）所占比例将超过总人口的20%，达到日本1990年代中期的水平，而日本当时的人均收入水平已达到美国的80%-90%，中国15年之后的人均收入预计只有美国的40%左右，确实是未富先老。国际上，美国已经不会再帮助中国崛起，甚至转向主动抑制。欧洲也在转向。
朱民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曾任中国银行副行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史上首位进入IMF高层的华人
有三股力量在影响今天全球的经济，一是增长的周期力，二是结构的力量，三是超级关联。还有更为深刻的三个力正在影响明天的经济，一是老龄化，二是气候变化，三是人工智能正在颠覆世界。而中国经济是两个政策——改革开放政策和创新政策——在支持稳定和发展。
俞可平
政治学家,北京大学讲席教授、政府管理学院院长
政治文明的进步和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离不开政治科学的繁荣。没有政治科学的繁荣，就难有高度发达的民主政治，也不可能有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正是在政治逻辑和学术逻辑的双重变奏中曲折地向前发展。经过40年的学术积累，中国政治学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重点研究领域,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鲜明学科特色的重要概念。
姚长林
中共重庆市黔江区委党校
日本从农地零碎化经营向规模化经营的转变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推动了农业规模化发展。同样，作为过去以小农经营为主的传统农业国家，日本正处于从传统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向集约化、规模化的现代农业转变的进程中，并取得了一定效果，其脱离农地零碎化经营的经验可为中国农业规模化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党国英
社科院农业农村所研究员
经历40年的改革开放，现行的中国土地制度与40年前相比已有很大进步，但与中国向现代化强国转变的要求相比，还需进一步改革。改革的羁绊，一是思想不解放，认识有偏差；二是利益刚性强，破解力度弱。但归根结底，还是思想不解放；利益刚性说到底是认识水平不够。如能认识到深化改革会带来多赢结果，利益守护的方略就有可能调整，暂时的利益刚性就有可能打破。
约瑟夫·奈
哈佛大学教授
在网络领域，武器和非武器的区别往往可能归结为一行代码，或者仅仅是计算机程序用户的意图展现。虽然这使得网络军备控制条约的谈判充满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可以进行外交方向的努力。可以对某些类型的非官方目标加以限制，并围绕减少冲突的粗略规则进行谈判。即使没有达成精确的协议，它们也可以就自我克制的领域，交换单边的声明，并建立起一个协商进程机制，以遏制冲突的扩散与蔓延。可以说，这种努力，创造了一种限制府际冲突升级的可行性框架。
李奇霖
联讯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钟林楠
联讯证券宏观研究助理
用两分法来看政府债务，我们可以发现中央债务比较明晰，自财政与央行职能明确分工后，其主要融资手段是发行国债，近几年净融资规模（赤字）大约在1.4万亿左右。而地方政府债务比较复杂，统计口径与范围虽存在异议，但规模较高已经成为共识，是当前政府杠杆的主要贡献方，也是决定政府加杠杆空间的主要因素。
黄志龙
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国家统计局最近发布的《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在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下降七年之后，2018年中国就业人口总量迎来了历史性拐点，老龄化成为一种趋势。随之而来的，不仅有经济前景方面的压力，也蕴含着一系列商业机会。
唐建伟
交行金研中心副总经理、首席研究员
从近十年来财政支出总量增幅和主要支出项目的结构来看，我国财政支出有很大的压缩空间。在大规模减税的同时，大幅削减不必要的财政支出，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将是确保积极财政政策加力提效的关键。通过消减财政支出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和政策职能转变，也将是稳增长和促改革相结合的最佳政策实践。
高善文
CF40学术委员,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大概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宏观经济经历了一段明显的加速，直到2018年以后才出现减速。从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名义值来看，2016年下半年到2017年，加速是十分明显的。尽管随后经历了减速，但截至2018年年底，其名义增速依然高于2016年上半年。但是如果观察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无论名义值还是实际值，在这段时期它的增速始终保持趋势下行，这是十分奇怪的，值得深入探讨。
张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
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居民、企业和政府的金融服务需求发生了持续的重大变化。中国金融体系尽管在不断努力谋求适应，但迄今为止还跟不上需求的变化，金融服务供求不对接滋生了普遍的金融扭曲，破坏了资源有效配置也加剧了金融风险。金融供给侧改革的目的，在于对现有金融体系破旧立新，让金融更好地服务于快速变革的居民、企业和政府金融服务需求，优化资源配置的同时降低金融系统性风险。
张俊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去年下半年以来，在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我国经济增长出现了下行趋势。今年我国发展面临的环境更加复杂严峻，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也将更多更大。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详细解释了今年的宏观调控工作思路。
程大中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教授、博导,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兼职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学、服务经济、企业国际化、全球价值链、区域经济一体化。主要著作有《中国工业企业的国际化与经济绩效》《国际贸易——理论与经验分析》《服务部门产出的测算》等
世界经济发展的四大趋势是：世界产业革命与产业创新逐渐从宏观领域深入到微观领域；经济全球化逐渐从传统国际分工模式演进到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对外开放的重点逐渐从边境上措施转移至边境内措施；全球经贸体制日益表现为区域主义的兴起与WTO的边缘化。应对这些挑战的基本战略与政策主要包括推动市场开放与市场深化，推动分工深化与互通互联，推动创新发展与结构调整。
何怀宏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人工智能近年的飞跃发展引起许多注意，也带来许多需要研究的问题。对这些问题可能需要区分小问题、中问题与大问题。比如说在图像识别中出现的“算法歧视”的问题，这可能只是一个小问题。像人工智能将可能替代人类的一些工作，乃至可能导致许多人的失业以及两极分化，这显然是很大的问题。但人工智能将带来的最大挑战，还是将超越人类智能的超级智能的可能出现。这可能是人类发展到今天的一个最重大事件。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