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常修泽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
实现民营经济的良性发展要坚持“两个保护”的原则，即保护产权和保护企业家。不论国有、民营，公有产权、私有产权，包括外资在华产权，都应以公平为核心，一律保护。实践中发生的侵害民营企业产权的行为，主要的还不是私权力侵害私产权，而是公权力侵害私产权。包括来自于公检法、政府的某些违约行为，如“新官不理旧账”等。民营经济的良性发展离不开健康的法治环境，国家应保护企业家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
程实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研究部主管
钱智俊
工银国际高级经济学家
经历2018年的腾挪调整，当前“稳增长”政策已突破瓶颈，正处在效力上升期。财政政策后劲充沛，货币政策的内外部约束消解，为“稳增长”提供了扩展空间。从必要性看，由预期面的修复到基本面的内生复苏，中间仍需要政策面的继续发力。2019年中国经济总需求虽能企稳，但尚不足以开启内生性的强劲反弹。外部风险冲击虽有缓和，但是隐患犹在。“促改革”和“防风险”亦离不开“稳增长”基础，因此“稳增长”难以松劲。
徐佳君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助理教授、执行副主任
中国政府于2018年3月宣布成立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由国务院直接领导。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应参考新结构经济学，考虑将结构转型作为核心目标，扮演公共企业家的角色。这将有助于增强中国的国际领导角色，促进“一带一路”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转型。
管涛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曾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副司长、司长
通过引入境外投资者参与A股市场，促进改善国内上市公司治理，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同时学习境外投资者成熟、先进的投资理念，是资本市场开放的一个重要考虑。这有助于改变国内股市“牛短熊长”的局面，真正建立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更好发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作用。
沈建光
经济学博士,京东金融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当前中国政策层面正在积极发力应对经济下行风险，外部贸易谈判进展顺利也为缓解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两难多难局面”提供了支持，整体前景并不悲观。但要想兑现这种乐观情绪，还需清醒地认识到当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复杂环境，特别是全球主要经济体相继走弱，国内短期内宏观政策的选择和执行存在的矛盾，以及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长期性，需要冷静看待当下中国经济局面，落地更多长期改革措施为经济增长与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林毅夫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
当前，中国进入了新时代，又面临中美贸易争端激化，可从四个方面分析新时代中国经济和中美关系走向。第一，新时代，改革永远在路上；第二，中国仍然拥有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第三，中美之间的经济结构是互补的，中美经贸关系可以实现双赢，美国的贸易逆差的原因不在中国，不在东亚，而是在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以及美国家庭低储蓄高消费的生活方式；第四，新时代中国可以通过扩大内需来实现经济增长。
顾严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所治理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如果家庭有意愿和能力自行照护和教育3~6岁的儿童，就不宜强制其将儿童送到幼儿园接受保教。如果家庭有需要让16~18岁的家庭成员进入劳动力市场，也不宜强制其接受高中阶段教育。但只要是家庭愿意让孩子接受学前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国家就应该组织相应的资源，提供学前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的学位及配套的服务，并且由公共财政按照一定标准进行保障，这就是将学前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纳入基本公共服务清单的含义。
许光建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卢允子
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本科生
2013年11月29日，浙江省委十三届四中全会提出“五水共治”这一项重大战略政策，旨在全面改善浙江省的水环境。回顾战略发展的过程，浙江省人民政府遵循协同理念治水，创新运用“五位一体”协同水管理模式、“河长制”与多样化的公众参与途径，5年治理取得显著成效。然而治水模式在推行过程中仍然暴露出一些问题，为进一步实现至2020年水坏境初步质变目标，需要更长效的合作管理机制，更加完善的协同治水体系。
丹尼尔•艾肯森
美国卡托研究所赫伯特·A·施蒂费尔贸易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朱欢
卡托研究所贸易政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美国禁止某些中国的电信产品，同时中国对美国产品进行既不明确又有可能是无限度的审查。它提供的是虚假安全感，代价是供应链的碎片化。相反，中美两国政府应同意建立一个基于最佳商业实践的框架，将所有信息通信技术产品纳入一个客观的、统计上有效的网络安全评估体系。这种体系更有可能抑制保护主义，同时带来真正的网络安全和更持久的经济关系。
陈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室陈明助理研究员
在理论层面上，通过对嵌入政治体系结构的“土地制度”、影响政治治理逻辑的“土地权力”、规范政治变迁方向的“土地革命”、左右政治秩序建构的“土地冲突”四个维度的分析，可以发现土地与政治之间的本质勾连，从而确证土地的政治属性。在实践层面上，“土地政治”是一个以特定时空的社会历史形态为依凭的具体的、历史的概念，在一般性的社会历史图式中，“土地政治”的形态经历了从“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的变迁。充分把握“土地政治”的实践逻辑，建构中国土地关系的“理想图景”是当前的重要任务。
唐大杰
赛意企业研究所研究部主任、武汉大学财税和法律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出了深化税收制度改革，优化税制结构的要求。其中一个重要目标是逐步降低间接税的比重，提高直接税比重。增值税是最大的间接税，逐步减少增值税在政府税收收入中的比重，是现代国家税制的重要指标。优化税制还应该进一步简化税制，减少增值税率档数。
克里斯托弗·A·麦克纳利
美国查明纳德大学教授
用一个在危机时期已经被证明有效的汇率稳定机制——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来巩固即将达成的汇率协议，双方都将获益匪浅。对中国来说，这一货币互换协议将给人民币汇率带来强劲的升值倾向，而这正是特朗普政府想要的。这其中唯一的阻碍就是政治。
徐高
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去杠杆政策之所以未能取得预想结果，主要缘于政策陷入了“压分子”、“紧信用”等误区，让政策在实施中失之于偏。2019年的去杠杆需要有新思路，应通过积极宏观政策来推动债务率分母的扩张，并通过“宽货币”与“宽信用”并重的方式疏通货币政策传导路径，消除融资难。这样方能在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前提下更好实现去杠杆政策之良好初衷。
谭璐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
我国在创新体系中的优势，主要是市场规模、固定资产投资、知识型员工、专利数量、出口等数量和规模优势，这些指标为我国培育创新能力提供了重要支撑，也反映了近年来我国取得的创新成果。同时，我国在许多创新指标上排名依然落后。目前关键是要认真思考“如何提升创新能力”的问题，逐步构建系统、重点突出、可操作性强的创新政策体系，营造更有利于激励创新的政策环境。
梅冠群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世界经济处
目前，中美贸易谈判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在谈判过程中，中方积极推动双方在知识产权保护、扩大对美进口、服务业开放等方面谈判取得突破。可以说，我方不但没有在谈判中做出有损国家核心利益的重大让步，较好保证了谈判底线，甚至这些议题一致意见的达成，还能够倒逼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从中长期的角度看，利是远远大于弊的。
张明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郭子睿
平安证券宏观分析师
陈骁
平安证券宏观分析师
我们把中长期内，导致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快慢的生产要素分成劳动力数量、人力资本、实物资本、技术和制度这五个层面。通常情况下，劳动力数量越多或者劳动力占总人口比例越高、人力资本积累越快、实物资本积累越快、技术进步越快、制度越是激励人通过工作而不是寻租去增加福利，则经济增长速度越快；反之，经济增长就会放缓。采取上述分析框架展望未来，我们能够分析出推行哪些改革措施有利于扭转衰减的动力，使经济重新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