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尹志超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院长
中国家庭总的信贷约束比例为25.07%，即有大约四分之一的家庭受到正规金融体系的信贷约束；消费性信贷约束家庭比例为20.03%，即有大约五分之一的家庭受到正规消费性信贷约束。因此，中国家庭面临的信贷约束是一个重要且普遍的问题。唯有从财政和金融两个方面同时入手，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才能突破家庭面临的流动性约束，提振消费需求。
马怀德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直接参与《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立法法》《行政许可法》等国家多部重要法律的起草工作
今天的行政机关之所以已经具有了普遍的依法行政的观念，都得益于当年的《行政诉讼法》的出台实施，因为行政机关的自我纠错、自我监督的动力是非常有限的。在没有外力干预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即使发现自身存在违法行为，也不会主动纠错，更不会认真解决与相对人之间的争议。只有外力干预达到一定的程度，才会唤醒行政机关自我监督、自我纠错和自我规范的意识。
贺海波
湖北工程学院政治与法律学院,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镇干部的前途在于改善四个主体的互动形态, 重构主体间性关系:乡镇干部真正为村民办实事好事、解决村民的具体困难, 就可改善在村民中的形象;通过调整权责关系、创新党建和党员干部提拔机制等, 就可在县乡干部间建构起发展共同体;乡镇干部创造性工作, 促进国家顺利完成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 进入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实现国内均衡发展, 从而化解导致乡镇干部陷入困境的结构性因素, 乡镇干部就可以摆脱六重困境。
胡大源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不要说与发达国家相比，即便是与我国南方城市相比，北京的空气质量水平也远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未来北京居民对于空气质量改善的预期还会持续升高，但北京的空气质量改善要保持2016-2018年的下降幅度难度却越来越大。目前面临两方面的挑战：一是北京财政吃紧。另一方面的挑战来自北京空气质量已接近本底值。
林采宜
华安基金首席经济学家
受人口老龄化加剧和人口流动不均衡等因素的影响，我国部分省份的社保基金收支平衡压力较大，依托于各级财政补贴的程度也在逐年扩大。2015-2018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23%，而财政用于社会保险的补贴增长64%。2018年社保基金的财政补贴达1.68万亿，占当年公共财政支出的7.6%，而根据2019年的预算草案，这一比例已升至8.3%。
杨开忠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1979年至2014年中国经济出现长达35年高速增长，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上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经济增长和经济地理相互作用的角度看，关键在于遵循分割、距离、集聚、异质四大地理特性重塑了中国经济地理。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再创超大型经济体的高质量发展奇迹同样离不开“超大”的基本国情，成功之道仍然在于遵循分割、距离、集聚、异质四大地理特性再次重塑中国经济地理，但这种再塑是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的。
刘尚希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从我们国家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在公有制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由此衍生出的非公有制经济，为什么能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这应当归功于产权改革形成的产权激励。改革开放以来，产权改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公有制经济领域，国企所有权与经营权从不分到分开。另一方面，非公有制经济从被禁止到放开，到鼓励，再到全面支持。这两方面通过产权激励实现了大发展，这就是说，产权更能促进生产力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
张明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尽管2019年全球主要经济体呈现出增速集体回落的格局，但的确不用对2019年全球增速过于悲观。美国经济增速有望从2018年的2.9%回落至2019年的2.2-2.3%，欧元区经济增速有望从2018年的1.9%回落至2019年的1.1-1.2%，但依然谈不上衰退。目前美国经济的高频指标显示的走向是较为不确定的，美国经济本轮软着陆的概率要显著高于硬着陆的概率。
戴建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研究员
创新需要适应创新需求的多层次人才，我国已经成为人才大国，但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高水平创新创业团队、高技能人才等高层次人才缺乏，人才结构难以适应创新驱动发展需要，引进我国急需的高层次人才成为加快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
陈杰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公共经济与社会政策系长聘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嘉华教授
乡村最大的矛盾是人地矛盾，吸引几个能人回乡可以，吸引太多青壮年回乡，一定出乱子。乡村振兴是要把人均收入提上去，而不是把规模做上去。不要被所谓农村“空心化”的说法误导，事实证明，农村空心化（青壮年都外出了、只留老人妇幼在家）确实带来农村衰败，但并没有带来农村崩溃，农村没有乱。决不能做大而不强的乡村，更不能以考虑乡村回流人口作为振兴考核指标。乡村振兴一定是减少农民而不是增加农民，一定是减少非农就业而不是增加农业就业。
格雷厄姆•艾利森
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创始院长、“修昔底德陷阱”提出者
在几个世纪的历史中，有无数不同的国家陷入灾难性的冲突，而这肯定不是我们希望的中美关系发展的方向。因此，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我们需要有一种新型的或一种积极的大国关系。中美应在必要领域进行合作——防止战争的问题和通往战争的道路以及需要双方都参与的领域——联合军事演习可能是前进的方向。中美应该在朝鲜半岛问题和台湾问题上寻求预防措施。其次，气候合作是合作的关键领域，这对所有各方都至关重要，也是一个重要的共同利益。
赵全胜
美国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和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长期兼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著有《解读中国外交政策》《日本的決策》《大国政治与外交》《解读中国外交政策》《日本政治背后的政治》等
中美关系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最大的可能是复合型，也就是说，竞争与合作并存，但是竞争的因素会更多一点，中美双方会出现一个对峙的局面。这个对峙应该是比较长时间的，而且这个对峙的范围也是全方位的。既有经济贸易领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中美贸易战和高科技战，例如围绕着华为所引发的引人注目的争斗。同时也有所谓的热战，也就是南中国海上的围绕着自由航行所引发的冲突，以及在政治外交领域里面的朝鲜半岛问题和台湾问题。
迟福林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研究院院长
加快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进程，是新时代中央赋予海南的战略使命，也是海南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从近一年的实践看，海南要抓住今后2-3年的时间窗口期，实现从自由贸易试验区向自由贸易港的实质性破题，关键在于加快推进服务业项下的自由贸易进程。
朱启臻
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农业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乡村产业兴旺要避免产业单一化，实现多业并举，必须尊重农业特点和乡村发展规律，通过发展特色农业、乡村手工业、融合产业，综合利用农业资源和乡村社会文化资源，充分挖掘农业和农村的多种功能和价值，促进乡村经济多元化发展，提高农民收入，满足农民的多样化需求。乡村产业兴旺要始终体现农民主体地位的原则，通过组织创新把农民有效组织起来，真正让农民成为产业兴旺的发展主体和受益主体。
陈剩勇
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西湖学者特聘教授
卢志朋
浙江大学地方政府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
信息技术革命为当代中国的公共治理转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信息技术的应用可以优化开放性治理结构、拓宽多元化治理主体、丰富技术性治理工具。然而，信息技术革命造成的开放性治理结构下的网络垄断与技术侵入风险、多元化治理主体的限制性参与和选择性赋权、技术性治理导致的数字支配与工具理性盛行等潜在隐患，也给转型期中国的公共治理带来了风险与挑战。
许光建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中央高度重视小微企业发展，出台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对小微企业健康发展和产业升级起到了较强的引导和推进作用。但是也应看到，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例如国际国内市场环境的变化、政策实施的时滞效应、用工成本上升、融资困难，小微企业减税的效果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