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刘同山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赵海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闫辉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作为国家农村改革试验区，平罗县坚持规则先行、分类推进和协同实施，并注重发挥村集体组织的作用，在农村土地和房屋确权颁证的基础上，结合自治区的生态移民安置，尝试了政府收储、以房养老、集体成员内部交易等多种方式的土地退出安排，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其制度创新在收储的可持续性、政府与市场机制的协调性、补偿价格的合理性、改革的彻底性等方面面临挑战。
王新志
山东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
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保障宅基地农户资格权、放活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村宅基地改革的核心和重点。积极探索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的具体实现形式,厘清村集体组织与农户的产权界限,细化农户、村集体经济组织等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权能,对顺利完成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硬任务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庄贵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博导
作为全球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家，中国的低碳转型在全球层面具有引领作用。伴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居民生活能源消费水平也不断提高，促进低碳消费对于应对气候变化、建设生态文明具有重要意义。尽管低碳消费在中国已经起步，但还存在很多问题。需要在对与低碳消费相关概念进行辨识的基础上，探寻促进低碳消费的政策选择，服务于应对气候变化和生态文明建设。
崔洪建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美欧是拥有“共同价值观”、巨大的相互贸易、投资利益以及共同安全架构的盟友，是冷战时期传统西方阵营的核心部分，“跨大西洋政策”也是二战后美国历届政府外交政策的核心之一。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在“美国第一”的政策宣示和行为下，美国对欧洲政策出现巨大变化，特朗普正使用其压迫型、交易型和混合型的外交手段，在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重新修正传统的美欧盟友关系。
张晓晶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常欣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刘磊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总体来看，2018年实体经济部门杠杆率出现了自2011年以来的首次下降。2018年,包括居民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的实体经济杠杆率由2017年的244.0%下降到243.7%，下降了0.3个百分点。2008-2016年是我国快速加杠杆的时期，这8年间杠杆率共上升99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上升超过12个百分点。2017年是去杠杆富有成效的开端，杠杆率增速有所放缓，全年微升了3.8个百分点。2018年杠杆率得到进一步控制，相比2017年年末已经有所下降。
许小年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
目前，我们的企业基本面正在发生非常深刻的变化，尽管这些深刻变化还没有反映在市场上，但是我认为，这些深刻的变化有可能给资本市场带来缓慢的、长期的改变，帮助我们脱离过去的周期循环。由于企业的经营越来越困难，所以企业都在积极探索新的经营模式，这种探索，使我感到中国经济的未来是有希望的。虽然我对于“寒冬已过”表示怀疑，但是我不怀疑中国的经济前景。
胡滨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在过去短短几年时间中，金融科技蓬勃发展起来，已经成为中国金融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金融科技发展进程中，金融科技以其跨界化、去中介、分布式、智能化等给现有金融监管体系带来了重大的挑战。由于发展迅猛、创新深入、跨界明显，原有的金融监管体系滞后于金融科技的发展，监管能力无法匹配金融科技的发展现实，导致金融科技发展倒逼金融监管体系改革。
郝红梅
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主任
近两年，美国推行“美国优先”和“自由公平对等”的经贸政策，显示出较强的保护主义色彩。美国的系列政策调整对其他一些国家产生示范效应，世贸组织作用的弱化对跨国投资的负面影响则更加广泛。发达国家增加投资限制措施和行政程序的势头持续存在，而新兴经济体国家利用其相对更低的要素成本，快速推进工业化进程，我国“成本导向型”和“市场导向型”外商投资将继续受到来自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双向挤压。
马淑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研究员
蒋云峰
中指研究院研究员
在经济快速发展和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我国实施的一系列商品化住房制度改革等，激发了市场活力，我国房地产企业在经营规模上取得了世界领先地位，但在发展质量上，与世界一流房企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我国房地产企业传统上采用的“重规模、轻质量”的发展模式已不可持续，必须向“重质量、控风险”的模式转变。
潘英丽
上海交通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著有《国际金融中心:历史经验与未来中国》三卷本、《商业银行管理》等
当前中国经济要摆脱困境，走上高质量、可持续发展道路，首先需要澄清理论和政策研究中存在的误区，把握经济的内在机理和改革逻辑，才可能抓住经济转型和金融转型的核心问题，打破瓶颈，精准发力，释放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活力。因此，系统把握改革的内在逻辑，厘清经济转型、金融转型和政府职能转换的相互关系，探讨并创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就显得格外紧迫。
庞中英
中国海洋大学特聘教授、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
欧盟已经把其对华政策置于其“共同外交政策”中的优先，其对华政策在连续中有深层的改变。欧盟一如既往地要求中国“在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中承担更多责任。如，在落实欧盟充当“全球领导”的气候变化治理上，欧盟将继续向中国施压。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如同现在的美国，在WTO等国际组织的改革中，欧盟也不再认为中国还是那个近20年前加入WTO时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是否理解欧盟对华政策的内外根源？中国是否有超前的、有效的应对欧盟对华政策调整的方案？
马蕾
山东女子学院社会与法学院副教授
随着我国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的深化，现行相关法律规范有些地方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土地改革的实践，需要进一步完善现行法律。通过对农村土地确权登记的实地调研，并结合现行法律规范进行相关分析认为主要体现为:一是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确权的效力方面，存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设立和其他方式获得途径的确立方式不一；二是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方面，存在对流转方式的限制以及对不同流转方式的确立规范不同；三是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权主体方面，存在成员的资格界定、权利责任义务、成员的进入和退出机制等问题。
黄祖辉
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
不论是乡村本身的振兴规划，还是乡村的振兴发展，都应该与城市发展，城市化战略紧密结合。所以，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充分发挥新型城市化的作用，要以新型城市化为引领。乡村振兴既是乡村本土人口不断减少的过程，也是乡村人口空间不断优化的过程，换言之，在我国，即使今后乡村大量人口进城了，乡村还会有好几亿人口，这些人口在乡村的分布不应该是太散落，不应该是自然的分布，而应该是经济的分布，这就需要通过乡村空间规划和村庄规划来进一步解决。
袁文瀚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
在政府治理过程中，信用监管通过诚实信用的道德蕴含和法律原则逐渐演化成为新型的社会治理手段，具有主体的公权性、行为的外部性、信息的公共性、措施的适当性特征，发挥着确保义务履行、优化监管模式、推动社会共治的制度功能。信用监管须受法治原则的约束，通过信用监管的行政主体、行政行为、行政程序、法律效力及法律救济等制度设计，使其符合行政法规制体系的基本要求，以充分发挥以信用为核心的监管体制的全部功效。
宋华琳
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民营经济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对民营经济权益进行平等保护，具有重要意义，而不能因所有制的不同，对权益保护进行区别对待。
唐大杰
赛意企业研究所研究部主任、武汉大学财税和法律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养老保险改革的首要任务应是理顺目前“统筹等级低——高费率——低遵从度——低覆盖率——结余下降”这个恶性循环，应从调整政策的内在逻辑开始。笔者认为，要提高养老保险收入，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先从提高企业、个人参保的遵从度和覆盖率着手。而提高遵从度，必应先降低养老保险的费率。低费率可以提高遵从度和覆盖率，做大养老保险的基础，达致养老保险基金增收的良性循环。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