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
经济既然受内外部因素的影响，改革也就必须意在改善内外部营商环境。实际上，改善营商环境也是2019年“两会”的重点。就内部改革而言，主要聚焦于大规模的减税。在减税之外，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至关重要的是保护企业家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这两方面比什么都重要。企业家的私有财产也是国家总体财富的一部分，需要被有效保护。如果不安全，就会随同其主人（企业家）“逃亡”。
景乃权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浙大金融投资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
不以居住为目的，而以获取房地产增值收益的投资者更应该通过房地产税来补交增值部分的获利是这次征收房地产税的重点。在存量房时代，房地产税的结构必须优化，做到有增有减，既满足财政需求，也得到百姓认可。因而如何公平地免除大多数人以住为主功能所涉及的住房面积、如何科学地评估房屋价值、如何合理地制定税率，是考验政府房地产税收有效性的唯一标准。
黄志龙
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2000年以来，全球债务总水平从60万亿美元上升到180万亿美元的高位，增幅达两倍，杠杆率（总债务/GDP）也从192%上升到245%，涨幅达50个百分点。近二十年来，虽然债务总规模和总杠杆率有涨有跌，但始终未改“易升难降”的趋势。那么影响政府、企业和家庭债务的关键性因素有哪些？全球性货币政策转向会否带来新一轮全球债务攀升？
黄奇帆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十二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重庆市原市长、复旦大学特聘讲座教授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从基本面、制度、结构性的角度进行推动改革。当前，需要解决三个货币问题，一是货币市场利率和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存在的利率双轨制，二是货币传导机制不畅通，三是货币调控工具的使用。资本市场是解决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杀手锏，也是金融防风险的关键一招。资本市场需要六大供给，一是注册制和退市制；二是长期资金；三是发挥证券公司的资本中介功能；四是上市公司的再融资、资产重组和回购注销、分红的制度建设；五是改善机构投资者的投资方向；六是科创板。
陈耀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在全国经济稳中有进、稳中有变的大背景下，我国区域发展也正经历着近二十年来的深刻变化。发达地区的转型创新初显成效，以往的“问题区域”开始发生转化，保持多年的区域差距总体收敛趋势似已出现停滞迹象。新时代国家区域发展的战略布局呈现新的特点，面对国际国内复杂形势，国家区域政策需要把促进协调发展与培育竞争优势有机结合。
张春
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执行院长、金融学教授
科创板无疑是对中国资本市场的最新改革，且力度空前。需要强调的是，中国一定要放弃股市为短期政治目标服务的功利心。股市只有完全市场化才能真正有效运行起来，一个真正市场化运行的股市对中国经济创新、高质量增长、去杠杆、长期全球政治经济战略的实现，怎么说都不会过分。
胡月晓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研究员,上海证券研究所首席宏观分析师,
除了劳动力、土地等价格上涨，不再支持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之外，产业提升的政策导向也使得大量原先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强烈感受到了政策的变化——原先的支持政策大量消失，政策对它们越来越不友好。可以说，近几年深刻感受到中国营商环境变差、对中国发展环境有诸多怨言的，正是这类需要转移出去的企业！企业外迁显然可以为国内经济的发展，创造“腾笼换鸟”条件，使得经济发展的有限空间资源得到重新利用，并实现国内资源重配、效率提高的功能。
樊吉社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战略室主任,主要从事中美战略安全关系、美国军备控制、裁军与防扩散政策以及中美关系研究
中美关系的内在肌理和宏观环境正在发生重要变化，这种变化源自美国对华认知的改变，两国摩擦因此趋于激烈，双边关系走向亦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美国对外政策的变化给中国造成压力。美国对华政策的旧框架不再适用，新的框架尚待确立，双边关系走向何方取决于中美两国的选择。
刘晓春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的不应该只是增加融资额、增加金融机构，即所谓的数量型金融供给，而应该是提供更有效的质量型金融供给。所以，这个问题的核心，应该是更前端，不是资金的供给，是对资金供给的供给。融资额、金融机构建设、金融产品创新，这些都只是金融供给的末端。金融的供给侧，更重要的应该是市场环境的建设、监管环境的建设。
温铁军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北京大学乡村振兴中心主任
罗士轩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生
董筱丹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
刘亚慧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生
乡村振兴战略的第一条是产业兴旺，其关键是推动以三产融合为主要方向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基本取向是通过“加杠杆”促进过去一产化农村长期沉淀的自然资源，实现价值显化和价值增值。可以发挥村社集体经济组织的核心作用，构建促进农村生态资源价值实现的“三级市场”制度体系。
宋伟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带一路”建设在过去几年中取得了非常令人瞩目的成就，成果包含预期，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坚强的领导能力和巨大的动员能力，也表明了中国希望为国际社会做贡献的美好愿景。但总的来看，“一带一路”建设的难度是比较大的，必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条件成熟的先做，条件不成熟的等成熟了再做，尽可能规避风险，真正使“一带一路”建设成为平等互利的国际合作倡议。
郑羽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2018年春季以来导致中美关系全面恶化的美国对华遏制政策，是在共和与民主两党具有高度的政策共识，甚至美国朝野智库具有高度的理论共识基础上实施的。因而，目前的美国对华政策基本面不会因两党执政地位的改变而出现重要改变，在可预见的将来也难以受到美国国内舆情的改变性影响。由于美国在把控当前中美关系态势中占有主导地位，上述一系列因素使得两国关系走势在中近期具有很大的可预测性。
班涛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讲师
当前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与一般儿童教育的普遍性问题相近，即主要为在需求层面的为他人理解、尊重与认可的问题，当这一环出现问题之后就会进一步向学习表现与日常行为等方面延伸与扩散。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症结在监护人所坚持的教养方式与教养能力能否与儿童需求相匹配，相反并非因留守而产生，留守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而非问题形成的根源。
连平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金融40人论坛成员和理事
货币当局在2018年提出要实行利率并轨。《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降低实际利率水平。”利率市场化最后一公里怎么走？利率并轨的实质是什么？当前的货币政策环境是否有利于利率并轨？走这最后一公里需要重点关注什么风险？如何稳步实现利率并轨？等等问题将是本文想要讨论的内容。
沈建光
经济学博士,京东金融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3月15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闭幕后，国务院李克强总理接受中外记者提问。其中，总理就经济下行压力、减税降费政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中美贸易磋商以及改革开放等诸多话题做出回答。虽然面临中美贸易纷争的外部不确定性，但在今年中国决定打消外商担忧，吸引外资进入，审议外商投资法的过程中，外资企业反应积极正面。如果改革开放能够持续推进，将是最显著的利好，不仅能够一定程度上缓和外部压力，亦有助于释放制度红利、稳定企业信心，是内外部压力加大背景下，行之有效的应对之法。
夏磊
恒大研究院副院长、房地产行业首席研究员
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栗战书委员长提出“今年将集中力量落实好党中央确定的重大立法事项，包括制定房地产税法等立法调研、起草”，房地产税立法进程正在加快。作为一种国际通行的税种，房地产税有哪些国际共性的制度安排？典型经济体如何征收？有哪些减免措施？房地产税改革涉及面广、影响深远，待论证的问题较多，本文深入研究典型经济体房地产税的征收范围、征收方式、税率设计、减免政策等，以期对我国建立完善房地产税制度有所借鉴。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