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王俊生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周边战略研究室主任
朝美两国领导人在越南最终没有达成协议实在出乎预料。尽管如此，这次会谈也并不是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它可以促使朝美双方更准确地把握对方政策，有利于双方接下来的沟通。虽然没有达成协议，朝美两国领导人也都对这次对话持积极评价，并表达了继续对话的意愿。此外，双方接下来也可以思考一些更有针对性的方案，比如中方提出的双轨制解决方案，即同时推进半岛无核化和建立半岛和平机制。
孔祥智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8年，法律和部门政策密集出台，从不同角度共同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这些法律、政策结合在一起，基本上形成了乡村振兴战略的支撑体系。基本判断是：总体开局良好、农产品贸易稳中有增、“生态宜居”初见成效。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一些地区做表面文章，在“五句话、二十个字”总体要求中，主要致力于整顿村容村貌的改变；二是引进资本下乡必然对土地非农化有所要求；三是农业旅游化，容易削弱农业的基础地位。从长期看，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必然呈现出三大趋势，即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综合发展。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
十八大以后，中国开放政策4.0版开始形成。和以往版本的开放不同，4.0版兼具“请进来”和“走出去”要素，是两者的系统化和两者之间的有机结合。就“走出去”而言，以往也都是市场需求导向的，但比较零星，不具有系统性。十八大之后形成的“一带一路倡议”则是在以往“走出去”的基础上的系统化。“一带一路”较之以往的“走出去”具有了更大的动力，因为它结合了中国剩余资本、产能和所拥有的基础设施建设技术。
张云
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中国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第二次美朝首脑会谈以取消原定午餐会及没有发表共同声明的形式结束，韩国股市受挫，国际舆论也称之为失败或者谈崩。诚然，首脑级别的谈判最终以如此戏剧性方式结束的确让人吃惊，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双方准备不足。然而，如果用长视角来思考的话，就会发现这个结果更多可认为是一个挫折、而不是灾难性的失败，是朝鲜半岛无核化和东北亚持久安全建构漫长过程中的一个中场休息阶段；从积极意义上来说，甚至为各方提供了缓冲期和回旋余地。
高尚全
著名经济学家,曾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
澳大利亚首先提出“竞争中性”，后来国际机构OECD将“竞争中性”作为一个原则提出来。可以将这一概念进一步延展到“所有制中性”，所有制也要中性，各种所有制都是平等竞争、一视同仁。把握好“两个中性”原则，对坚持基本经济制度会有良好的正面作用。所以，主动在国内的市场经济环境中落实“两个中性”原则，可以作为我们下一步经济工作当中的重中之重。
伍戈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总经理助理
过去一年，虽然银行间市场利率持续下行，但实体经济下行趋势依然明显，“宽货币，紧信用”矛盾突出。随着全球经济动能进一步趋缓，国内信用有望在目前企稳的基础上小幅扩张。值得一提的是，上半年中国经济仍处在下行筑底的通道，从信用收缩结束到下半年经济企稳之间仍有一渐进过程。
白重恩
中国经济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在过去四十年的发展中，地方政府在推动经济高速度增长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未来要实现高质量的发展，地方政府的作用不可缺少。所以如何改变对地方政府的激励，让其在高质量发展中继续起到重要的作用，这是需要思考的。
陈杰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公共经济与社会政策系长聘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嘉华教授
乡村振兴，需要谨防五大误区：第一个误区是以增加乡村人口为目标，第二个误区是以扩大产业规模为目标，第三个误区是所有乡所有村都要振兴，第四个误区是将振兴与脱贫相互混淆，第五个误区是政府要背负所有的责任。同时，乡村振兴要有耐心，要稳扎稳打，先易后难。而且，乡村振兴一定不能跟新型城镇化割裂开，要从集聚中要效益。
姚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劳动人口所,重庆师范大学审计处
为落实“十三五”规划建议，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就必须摒弃过去的粗放型扶贫模式，在“精准”二字上下功夫，借助大数据、“互联网＋”、信息化平台等工具，建立《扶贫企业数据库》和《贫困村数据库》，助推精准扶贫战略落到实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经济格局变化和中国战略选择”课题组
执笔:何建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第三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朱博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访问学者
全球经济极有可能进入保持长期较低增速的阶段；全球经济格局将继续过去十年的变化趋势，全球经济的多极化趋势将更加明显；东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部分国家将领跑全球经济增长。中美经济体量相对变化为中国处理好中美关系提出更大挑战。这些趋势性变化将会给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带来更多的挑战。
雷明
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
反贫困命运共同体构建就要是按照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扶贫、和谐共生的共生、共建、共享原则，紧紧围绕《“十三五”规划建议》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在保障和改善民主的体制机制创新方面探路，实现发展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发展动力与发展目标、发展过程与发展结果的有机统一。这里关键是要重点解决好扶贫主体社会化、社会扶贫主体化以及各主体之间有机协调匹配的问题。
贾康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在金融领域，目前的主要矛盾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多样化需求，遇到了金融供给的不平衡与不充分。其中，关键的问题是不充分是由不平衡带出来的。为什么不能够形成服务于多样化的需求的供给体系？我的基本看法就是，需求是“无缝连接”的多种形式，供给侧却由于种种原因，就是不能无缝连接，就是不能够对应产生多样化的供给体系。最主要原因，我们得承认存在过度垄断，要素流动受到了过多壁垒的阻隔。
刘英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外需疲弱，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急需宏观调控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2018年全年为企业和个人减税降费约1.3万亿元，2017年全年减税降费在万亿规模，营改增持续减税，减税降费力度逐年加大。要真正落实2万亿减税降费，既要开源节流，更要制度创新，在“放水养鱼”基础上激发企业活力，为企业发展助力。
赵孟营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作为全新的共同体形式，超大城市呈现的运行独特性已经较为明显。首先，超大城市的政府与公众的关系具有超前意义上的独特性。其次，超大城市的公共事务特别是民生领域的公共事务具有超前意义上的独特性。最后，超大城市的公共舆论具有超前意义上的独特性。这三种公共话题独特性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相互交织，在全景意义上形成了超大城市的前沿状态，充分显示了超大城市的确是一种新型的城市共同体，它具有不同于以往任何一种共同体的特性。
宋晓梧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顾问
大社会不仅是给企业自由，企业自己组织办商会、协会要有高度自由的权利，包括社会其他组织，如工会、社区等在法律框架下能够有相对的自由度，发挥社会组织的协调功能，维权并自律。许多过去政府可管可不管、管不了管不好，不应该管的事儿，让社会组织去管，才能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目的。
郎平
法学博士,研究员,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室副主任
在当前国际格局发生质变、大国关系面临重大调整的大背景下，一方面，各国积极推出维护本国网络安全方面的各项举措，另一方面，网络空间的大国关系更多受制于现实空间的国家战略，从而使网络空间的大国关系成为现实空间大国博弈的延伸。在网络空间，中美贸易战和全面竞争的态势加剧了两国的冲突和对立，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一步部署为两国的信息网络空间合作增添了新的空间，美俄地缘政治的战略博弈凸显了两国之间的信息战。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