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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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兴罗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副教授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在财税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政府预算改革是财税改革的重要方面，期间我国政府预算改革走过了从恢复、调整到不断完善的历程。尽管我国政府预算制度改革在预算理论、法律法规以及规章制度等方面都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与公共财政体制的规范要求还存在很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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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庆智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政治文化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研究所创新工程“民主政治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研究”项目组首席研究员,研究领域包括基层政权组织、社会组织、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研究
中国基层治理转型涉及两个方面的体制机制改革：一是政府职能的公共性建构并与社会确立法治关系，二是建构基层社会自治结构体系，实现社会公正和社会利益组织化。因此，中国基层社会治理转型的目标是要使政府与社会确立在法治、民主、自治、共治的结构性关系上，从传统治理的一种支配性和依附性关系转变为一种现代治理的民主共治的协商关系，这就是中国基层治理转型的现实社会政治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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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丰韶
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大学地方政府与社会治理研究所教授
基于各种因素考量后, 绩效、风险与公平追求的自由排列组合成为地方政府创新合法性塑造的基本手段, “怎么做都合法”成为地方政府创新合法性塑造的内在逻辑。政策的价值导向、政策实施过程中的绩效追求与风险规避, 成为政策创新的基本导向、手段选择与底线伦理, 传统基础、超凡魅力、法理基础、形式合法等几乎所有的合法性来源都被地方政府“自由排列组合”般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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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敬伟
中国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欧盟对华关系面临调整很正常，但是，欧盟要有主心骨而不是跟随美国，否则，中欧长期形成的不错战略关系或面临恶化危险。关键是欧盟现在成了松散、各行其是的利益共同体。面对中国释放的利益信号，欧盟很难像美国那样对华一个声音说话和一个拳头发力。因此，欧盟对华新战略，也只是释放深度焦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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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
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现有的监管无效呢？监管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难题，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宣称有完美的监管制度。中国监管问题的起源具有特殊性，那就是存在着一种可以称之为“制度隔离”的现象，即监管者和普通人民并不在同一个制度体系里面，或者他们表面同处一个制度体系，但被一种制度所隔离。笔者从前称这种现象为“城堡”现象，即中国仍然有太多的特权系统，这些特权系统把监管者和老百姓隔离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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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求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
中国金融更多的是“变”，只有“变”才有生命力、才有竞争力，而中国金融正在发生六大变化。之所以会出现这么多的变化，主要有三点：第一个就是市场脱媒的力量在明显地加强，第二个是科技的渗透在改变金融业态，第三个是国际化力量在牵引着中国金融市场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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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坚
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城镇化研究中心主任
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把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作为2019年政府工作任务之一，其中特别提到要“深化电力、油气、铁路等领域改革”，这或是中央政府启动深化铁路改革的明确信号。造成中国铁路目前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铁路运输管理体制没有深化改革，仍然固守高度垄断的僵化体制，占用庞大资产的铁路运输企业缺乏活力，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和中国经济结构变化的要求。因而，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来焕发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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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霖
世界银行集团金融、竞争力和创新全球业务部首席民营经济发展专家
要做到保持“竞争中性”，至少三个方面比较重要：一是国有资本管理，国家需要对投入国企的国有资本总量的增长率进行调控，并且要求国企给国家提供一个与市场水平相当的回报率；二是必须清理各种补贴和补贴性质的优惠政策；三是给国企和非国企平等的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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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京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授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欧发达国家相继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而中国的货币政策却一直保持稳健。近几年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有人主张我们也应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年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重申，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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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柳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2018年4季度以来有一个很热的话题就是谈民营企业面临的困境，虽然产学研各界更强调中小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经营成本上升等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其实从2018年全年来看对我们形成巨大冲击、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主要还是一些大型的民营企业出现了困难。2018年4季度，尤其是在11月份民营企业座谈会召开之前，出现了很多A股的上市公司变更实际控制人，把控制权转让给国有企业的情况，突出反映了民营上市公司的风险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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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志斌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培训中心副教授
2017年10月17日美国联邦政府发布了第三版的《全国突发事件事件管理系统》，引发了国际应急管理领域的广泛关注。最新版的《全国突发事件事件管理系统》的发布标志着美国第三代全国突发事件管理系统的诞生，新文件中把“统一行动”提升作为指导原则，统一行动意味着协调各组织之间的活动以实现共同目标，可以使具有特定管辖职责的组织在维护自己权力的同时，相互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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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亚军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曾任中国政法大学党委书记,著有《中国行政管理体制实证研究》、《新世纪地方政府改革:典型巡礼与实证研究》、《透视大部制改革:机构调整、职能转变、制度建设实证研究》等
简政放权的目的是重构政府与市场关系，通过政府权能外放增强市场功能，使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在推进经济发展中互补共济。因此，简政放权的基本着眼，是必须承认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并需要拥有活力和动力。简政放权的实质是政府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政府需要履行行政审批的法定职责，同时必须区别和割舍使政府染指市场权力的不当审批。简政放权的关键着手，是抓住不当审批开弓放箭，以此为靶排除限制市场活力和动力的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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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铭
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至今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劳动力流动障碍，在人没有充分流动起来的背景下，政府不得不将大量的资源用行政干预的方式向中西部配置。在追求“平衡”的过程中，人们严重混淆了规模的平衡（经济资源的均匀分布）和人均的平衡两个概念，认为只有把经济资源往欠发达地区和人口流出地移动，才能实现平衡发展。但根据“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的道理和国际经验，在市场力量的主导下，人口向少数地方集中才能够最终带来人均意义上的平衡。通过政府力量干预资源流向，追求的是规模上的平衡，这样做的结果恰恰与目标南辕北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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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凯
作者为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亚洲研究所教授,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讲座教授
在亚太地区经济相互依存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美国、中国以及东盟等各方行为体越来越倾向于实施包容性制度制衡、排他性制度制衡和制度间制衡等不同形式的制度制衡战略，通过在多边机制中的竞争来追求自身权力和影响力的最大化。美国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印太战略是针对中国崛起所实施的排他性制度制衡，目的是平衡和限制中国在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中国可以采取机制分化策略和包容性制度制衡的战略选项，以抗衡美国的印太战略给中国崛起造成的战略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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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克·哈维特
夏威夷大学教授
随着全世界正在为新的第五代（或称5G）通信技术部署做准备，中国作为设备供应商和全球系统标准制定者的作用日益凸显。然而，世界是否已经准备接受中国的参与？对中国技术动机的猜疑又是否会导致分化，让一些国家使用全能5G网络，而另一些国家使用“低配5G”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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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平
法学博士,研究员,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室副主任
在国际秩序解构与重塑的大背景下，如何推动网络空间国际秩序的形成已经成为亟需思考的问题。对于网络空间而言，建立国际秩序就是不同行为体通过确立相应的制度安排制定国际规范，从而解决不同层次的问题和冲突的过程。未来网络空间国际秩序的形成主要表现为价值观、制度平台的选择以及规则制定的博弈，而秩序形成背后的演进机制则取决于国家之间以及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力量博弈。中美之间的合作与竞争态势将成为网络空间国际秩序建立的重要参照。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