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吴金铎
长城证券研究所固定收益负责人
中国城镇化空间仍然较大，都市圈发展大有可为。都市圈发展的落脚点和目标是实现中心城市与周边城镇基础设施一体化、公共服务共享、产业分工协作、市场统一、环境和人口融合。因此发展大都市圈既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也有利于人口等要素的空间流动，还有利于中国培育经济内生动力，形成新的增长极，大都市圈是中国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过渡的重要空间载体。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创新型人才培养、激励及引进机制研究”课题组
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和向技术前沿迈进，需要有更多的具有较强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科技人员和企业家等人才。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技术应用和创新加速，知识结构更新节奏加快，未来就业的不确定性明显提高，要求劳动者具有更强的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因此，实现人力资本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是我国在当前和今后较长时期内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王蕴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2018年以来，我国消费增长呈现出缓中趋稳、稳中有新的态势，在传统消费亮点褪色、消费新旧模式格局基本稳定的同时亦有新的亮点出现。“新”主要表现在低线级城市消费能力逐渐增强，数字化加快发展催生新的消费行为和消费产品需求，消费者更趋成熟理性，以及绿色消费理念不断深入带来共享经济繁荣。从消费潜力来看，消费增长的支撑力和阻力并存。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进一步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基础性作用的角度出发，应注意提高政策稳定性、精准性和协调性，着力稳定居民收入和消费预期，进一步改革增值税和消费税，营造良好消费环境。
樊继达
经济学博士,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公共经济教研室主任、教授,研究领域:公共经济、区域经济、产业经济、生态经济
近年来，需求侧居民经济实力不强，扩大消费日益心有余而力不足；供给侧服务业发展滞后，消费品质量不高，供给较为单一。同时，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相对不足，市场信用、消费监管机制不完善及促进居民消费的体制机制绩效不佳等限制了居民进一步扩大消费的可能性。持续扩大消费必须做好以下工作：增加居民收入稳步提升其消费实力，优化刺激居民扩大消费的公共经济政策，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服务消费能力，培育助力居民消费的新理念新模式新业态，营造保障居民消费的良好环境等。
高圣平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宅基地居住保障功能是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底线，宅基地财产功能的发挥也是以满足居住保障功能为前提而展开，宅基地“三权”分置为此提供了相应的制度空间。宅基地资格权的永续保有决定了宅基地使用权的身份属性不能破除，宅基地的市场化路径端赖于宅基地使用权的利用权的市场化。既定的房地一体原则在“三权”分置之下，可被解释为房屋所有权与其占有范围内的宅基地租赁权的权利主体相一致，非本集体成员或城镇居民仅取得房屋所有权与宅基地租赁权，并不享有宅基地使用权。
张勇
安徽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文章在梳理宅基地有偿退出相关政策的基础上，对2015年以来部分试点地区的实践进行总结，主要有置换式、变现式和收储式三种模式，不同模式的实施目标与成效、主导方和补偿资金来源、实施对象、基本特征均存在差异。未来推进农村宅基地有偿退出须建立农村宅基地地价评估制度、引导和激励有条件的农民先行退出、规范宅基地有偿退出程序及建立宅基地有偿退出长效机制。
张英洪
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最关键的是要在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背景下，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轨道上，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加强对农民财产权利的维护和保障，真正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成为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成为尊重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时代，成为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大胆吸收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时代。
“从全球视角看上海的营商环境”课题组
中国营商环境国际排名的迅速提升，得益于北京和上海在若干领域实施了前所未有的改革。上海将2018年列为“营商环境改革年”，以自贸试验区建设为突破口，聚焦开办企业、办理施工许可、获得电力、跨境贸易等评价营商便利度的关键指标，积极开展改善营商环境专项行动计划，推进投资、贸易、金融等制度创新先行先试，总体呈现改善态势，企业办事便利化程度逐步提升，制度性交易成本不断降低。与此同时，依托进博会的大平台，主动对标国际最高标准，为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创造了有利条件。
陈卫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段媛媛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研究生
近年来一孩总和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并不表明一孩生育水平真实的有如此明显下降，而主要是反映了妇女婚育年龄推迟的进度效应，一孩总和生育率降到了0.6左右，而一孩内在总和生育率仍然高达0.9以上。婚育年龄的显著推迟与城镇化的快速推进，特别是1990年代末以来高等教育扩张带来的女性受教育程度大幅度提高有很大关系。同时，近年来二孩总和生育率的大幅度上升也不表明二孩生育水平真地达到了这么高的水平，有很大程度是全面二孩政策带来的生育堆积效应。
孙祁祥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在新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我们还需要加快建立健全对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起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以制度来保障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和平等享有机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魏际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
产业互联网是一种运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下一代信息技术，促进企业内的人、物（如机器、设备、产品）、服务以及企业间、企业与用户间互联互通、线上线下融合、资源与要素协同的一种全新产业发展范式，它既是新生产方式、组织方式、运营方式，也是一种新的基础设施，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工业、服务业、农业深度融合的产物。
邱慈观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
普惠金融受到高度瞩目，系因它蕴含了扶贫、金融赋权、两性平权等社会关切，且被认为能强化生产力、推动创新及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故对经济发展至为重要。普惠金融更被列为新兴国家的发展重点。但我们也必须检视普惠金融是否真正具有社会效益。特别是，除被宣称具有精准扶贫、推动经济发展、强化两性平权等光明面外，普惠金融也多次被关连于经济效果不明、造成贷款人过度负债、恶化社会阶级制度等阴暗面。
盛朝迅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所研究员
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构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关键要从体制机制、要素培育、企业主体和产业发展四个层面发力，努力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
谈火生
政治学理论博士,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著有《民主审议与政治合法性》
中国基层协商实践中创造的混合式代表机制将 选举和选择、精英和大众、代理和委托代表模式等不同的代表机制有机结合起来，不仅在实践上回应了基层治理的现实需求，而且在理论上对西方纯粹统计意义上的协商代表理念提出了挑战，并推动学界深化对协商民主代表理论的思考。
格雷戈里·艾伦
新美国安全中心兼职高级研究员
尽管中国在人工智能研发和商用上具有优势，但中国领导层认为，与美国相比，中国的主要弱点在缺少顶尖人才、技术标准、软件平台、半导体技术方面。清华大学的《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报告2018》统计了全球人工智能人才分布。据该报告，至2017年底，全球人工智能人才库有204575人；其中，美国排名第一，有28536人，中国排名第二，有18232人。但是，中国在顶尖人才数量上仅位列全球第八。排名第一的美国有5518名顶尖人才，而中国只有977名。
中山大学《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研究》课题组
在浙江，36%的市场主体认为营商环境有所改善，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4个百分点；24%的市场主体认为没有改变，与全国平均水平相仿；40%的市场主体认为变差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表明，在2018年，从全国横向比较的角度看，浙江营商环境建设有着较为广阔的改善空间。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