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
安邦智库
安邦智库（ANBOUND）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32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近期，荷兰政府强力夺取中国上市公司闻泰科技境外资产一事再次引发全球各国对跨国企业供应链的担忧。实际上，在逆全球化与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双重作用下，曾经以“利润至上”为核心的全球供应链体系正经历着深刻的结构性变革。数据显示，2008年以来，全球贸易总额占GDP比重趋于稳定，供应链内在逻辑已从效率优先转变为以安全与韧性为主导。特别是2020年新冠疫情后，全球供应链加速向区域化、本土化重构，2024年欧洲、亚洲、北美三大经济圈内部贸易占比已提升至56%，其中欧洲61%、北美39%、亚洲59%，而圈间贸易增长显著乏力。
根据对全球化、地缘政治以及跨国生产的长期追踪研究，安邦智库（ANBOUND）首席教授陈功先生提出“战略性供应链应该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概念意见。他认为当跨国生产的空间连续性被打破，全球供应链已经不再是企业级别的单一成本优化的工具，而是分裂为“战略性供应链”与“企业供应链”两大并行体系，而战略性供应链势必成为国家间的竞争工具。陈功继续解释道，企业供应链主要面向普通消费品、非核心部件的生产环节，仍由企业根据市场需求自主调配，强调效率优先；而战略性供应链则是涉及到国家安全、产业命脉的关键领域，必须从“企业主导”上升为“国家管控”，强调安全优先。
大致是在2017年，美国正式将供应链问题纳入“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特朗普政府时期，当时的美国国防部发布报告《Assess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Manufacturing and Defense Industrial Base》，首次使用“战略关键供应链”（strategic and critical supply chains）这一表述。报告指出，美国在关键原材料、半导体、医药原料等方面对外国尤其是中国的依赖，已经构成“战略性脆弱”。自此，“战略性供应链”从企业概念转为国家战略概念。在战略性供应链方面，美国主要强调的是三点：韧性和独立（resilience & independence）、国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战略竞争（strategic competition）。
不同于企业供应链，战略性供应链涉及国家间的竞争，因此必须由国家管理，因此也才谓之是战略，其运行逻辑服务于国家利益，主要特征有三个：
![]()
兰顺正
在现代战争不断演变的格局下，空战模式正经历着深刻变革，而无人技术的发展将导致无人机在未来空战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不过短时期之内，面对愈加复杂的战场环境和瞬息万变的战争进程，指望无人机的智能系统在指挥和决策中迅速做出最优决定并不现实。有人/无人机协同作战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把无人机的控制站搬到了空中，由飞行员近距离直接指挥无人机。二者取长补短，既可以发挥无人机成本低、无伤亡的优点，又能提升作战集群的整体智能化水平，弥补无人机执行特定任务过程中应对各种突发情况时指挥与决策能力不足的短板。因此有人/无人机协同成为了各国军方研究重点。
![]()
陈溪
浙江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
王栋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长聘正教授
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在美国白宫签署和平协议，标志着持续数十年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纳卡）争端迎来转折点。在特朗普政府积极斡旋下达成的和平协议，决定修建贯穿亚美尼亚南部、长达43.5公里的赞格祖尔走廊（Zangezur Corridor），同时由美国获得99年租期。这条连接阿塞拜疆本土与飞地纳希切万（Nakhchivan）的通道，不仅打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土耳其—欧洲”的新动脉，更标志着美国在地缘政治博弈中，推出一套系统性的“走廊战略”模式，重塑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格局。这一战略举措改变高加索地区的力量平衡。
![]()
杜德斌
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
现代地理学自地理大发现时代兴起，从西方殖民探险与扩张中孕育科学萌芽，逐步发展为承载国家意志的“爱国科学”。从拉采尔的“生存空间”理论到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从航海技术到地理空间技术，地理学家通过构建空间认知范式与技术体系，不仅支撑大国竞争，更以知识权力重塑全球格局。在当今大国博弈复杂的背景下，回顾地理学与大国竞争的发展历史，有助于我们理解过去，更清醒地认知现代国际关系中的地理逻辑与权力密码。
![]()
刘志阔
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菁菁
自2018年中美贸易战以来，美国对华制裁以贸易管制与金融制裁为主，制裁规模迅速扩张，对中国高科技战略性企业的针对性显著增强。研究显示：（1）实体清单作为出口管制的主要工具，通过物项管控体系限制美国关键技术物项的对华出口；（2）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在贸易与金融领域开展全面制裁，封锁中国实体及其关联企业，阻断其全球供应链网络；（3）涉军清单通过迭代更新，针对中国军工实体实施警惕性的进口管制与投资限制。因此，通过整合高度分散的制裁清单数据，为预测未来的中美经济局势与全球供应链格局提供了理论支撑。
![]()
邱静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杨泽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
对于日本改宪，美国在不同时期态度不同，其影响力也大小不一。美国因素对日本改宪的影响是两国意愿互动的结果。二战后一段时期，美日对修改日本宪法存在不作为的默契。20世纪50年代，日本改宪更多是日本政治家主动作为的结果。80年代以来，美日在日本改宪上的互动更多体现为日本积极利用美国因素推动改宪的过程。美国政策也随着日本国内局势变化有所调整。日本国内反对运动是使美国从明确要求日本改宪，到有意避谈的重要影响因素。
![]()
刘中民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西方国家与以色列的传统盟友关系在总体上发生深刻变化。其突出表现是伴随以色列扩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不断加剧当地人道主义危机，除美国外的西方世界，尤其是欧洲国家，普遍从同情、支持以色列转向谴责和反对，相关反以举措也逐渐转向更具实质性的制裁、停止军售等方式。即便是坚定支持以色列的美国，其内部对以色列的负面看法总体上也不断上升，政治精英和社会民众围绕以色列发生严重政治撕裂。当前，西方世界与以色列的关系降至自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的最低点，这一变化将产生何种影响？
![]()
陈永伟
当我们回望经济学的两百年历史，“增长”似乎一直是那个永恒的中心词。从斯密的“分工”，到索洛的“技术”，再到莫基尔、阿吉翁与霍伊特的“知识—创新—毁灭”三部曲，增长理论不断演化，像一条隐形的线索，将人类的思想与制度串联在一起。然而，真正重要的并不是那条曲线向上还是向下，而是我们能否理解这条曲线背后的深层含义：增长究竟意味着什么？过去，我们常将增长等同于财富的增加、产出的扩张或GDP的攀升。但三位学者的工作让我们看到，增长的更深层含义是文明的学习能力——一个社会是否能够持续积累知识、鼓励创新，并在毁灭中重建秩序。
![]()
郭晓兵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控研究中心主任
新版《国防战略》仍然重视以军事力量应对外部挑战。例如致力于发展金穹反导系统，试图通过建设多层导弹防御系统拦截来自所谓“流氓国家”和“势均力敌大国”的各类导弹乃至无人机攻击，但与以往不同的是，它强调美军要在维护边境安全，打击贩毒、偷渡、人口贩运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非但如此，特朗普政府还要美军介入国内治安问题，把国内城市作为军事“训练场”。在西半球，它则要推行新版“门罗主义”，通过巧取豪夺，北控格陵兰，南取巴拿马运河，并设法排挤和打压其他国家与拉美国家的正常合作，借以强化对“美国后院”的绝对主导权。
![]()
张弘
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近期，联合国发布的《2024年世界生育率报告》显示，乌克兰的总和生育率仅为0.99，在全球排名倒数第六、欧洲倒数第一。根据乌克兰科学院人口和生活质量问题研究所的数据，截至2022年1月1日，乌人口为4200万人，而今年7月，基辅控制的领土上只有3110万人。劳动人口缩减更为显著，与2021年相比减少约500万人，降幅约40%。乌克兰科学院人口研究所预测，到2041年该国人口可能降至2890万人，2051年将进一步减少至2520万人。若这一趋势持续，乌克兰人口危机恐将真正演化为一场威胁国家存续的灾难。
![]()
张悦洲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
刘守英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当前我国的城市化率接近70%，但3亿农民工中在城市扎根的比例偏低，进城农民工在城购房比例不足三分之一，农民落户意愿持续较低。“进得了城、扎不下根”的现象背后，反映出城市权利开放不足与乡土社会黏度强的双重制约，这种制约在不同代际间呈现显著分化：老一代农民工因乡土黏度制约而不愿外迁落户，新生代农民工虽有融入城市的强烈意愿，却在大城市面临城市权利不足的现实问题。但以农二代为主的农民工“离土出村不回村”的趋势已不可逆转，急需根据代际差异制定针对性的市民化策略。
![]()
孙成昊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白宫国安会等正式机制被持续削弱，可能使美国外交与安全政策更依赖少数高官的主观判断，增加战略误判风险。更重要的是，这种趋势折射出美国对外决策中的理性基础正不断萎缩，情绪化与个人化色彩持续增强。未来无论谁出任总统，美国都将面临更复杂的国内政治僵局和更严峻的外部安全挑战，在效率优先的压力下，总统更难心平气和地等待耗时费力的正式决策流程，将更加倾向于“私人订制”和“快刀斩乱麻”的决策模式，制度性风险势必随之大增。
![]()
陈锋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资格候选人
仝志辉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小农户仍然是中国农业经营的绝对主力，而土地，特别是从集体无偿承包获得的土地，是他们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城镇化和人口达峰的宏观背景，承包地细碎化和数量庞大的“待地农民”的客观现实，与承包地应该如何有效配置的问题交织缠绕在一起。从现在起到2027年，大部分农村将面临第二轮承包期到期后承包地应该如何公平承包的问题。现有地方实践经验已经表明，放弃僵化的保护产权的教条，转而选择相信农民集体的力量，鼓励农民自发自主的制度创新，将会有更多更好的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承包地配置办法。
![]()
安邦智库
安邦智库（ANBOUND）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32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8月29日，印尼全国各大主要城市均爆发了大规模示威游行并迅速演变为暴乱。此次社会动荡暴露出印尼经济治理的三大系统性缺陷：财政分配的精英俘获、劳工权益的制度性忽视、增长模式的普惠性缺失。这三大缺陷共同造成了印尼经济“增长而少发展”的困境。实事求是地讲，这些问题，在其他一众东南亚国家身上也有所体现，而类似的债务危机苗头也在泰国有所显露。但是，在印尼，这三大问题的根源尤为深刻，负面效应也特别突出，有意赴印尼发展的中资和中企要尤为注意。
![]()
贺之杲
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欧洲政治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
长期以来，欧盟的地位问题持续存在争论，从成员国与欧盟的主权之争到欧盟在国际社会的自主之辩，从欧盟衰落论到国家主义回归论，从欧盟自主论到欧盟依附论，困扰着观察者的欧盟观。作为欧盟重要的超国家机构，欧盟委员会（简称欧委会）的角色地位和权力边界成为观察欧盟政治运作和政策方向的重要窗口。近来，欧委会的权力边界呈较为明显的扩张趋势，在安全防务、产业政策、经济治理等领域的自主性有所提升，成为中国与欧洲打交道时值得关注的趋势。
![]()
谭浩
宁波诺丁汉大学教授
9月2日，中国和俄罗斯、蒙古国进行了领导层三方会晤。这次会晤达成的一项重要而具体的成果，是三方就“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Power of Siberia 2）签署了具有约束力的备忘录。国际能源市场和地缘形势复杂多变，中国及世界的能源转型也在不断推进。这些因素对未来“西2”的实施带来不确定性与挑战。“西伯利亚力量”的英文是Power of Siberia，其中power具有多重含义，不仅意指“力量”及“能源”，更隐含“权力”。在这项重大能源项目背后，确实存在围绕依存与权力的博弈。
![]()
库尔特·坎贝尔
亚洲集团的董事长兼联合创始人，曾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副国务卿兼印度太平洋协调员
杰克·沙利文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基辛格教授，曾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美国与印度需要建立一种不同于传统共同防御条约的新型战略联盟。这一联盟的构想并非局限于军事合作，而是以科技创新、国防工业、供应链安全、情报共享以及全球治理五大支柱为基础，体现出一种面向未来的全方位合作蓝图。与美国在巴基斯坦的“持久利益”相比，印度的未来对华盛顿而言具有更加深远和多层次的战略意义。如果美国不能抓住当前的关键窗口期深化与印度的关系，将错失良机。因为印度可能会在大国竞争格局中寻求与中俄靠拢，削弱美国在印太地区及全球治理中的战略地位。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