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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娟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

自新冠病毒肆虐以来,中美关系持续下滑。美国政府和国会连续出台涉华政策、法案,严重损害中美关系。美国官员攻击中国的言论也越来越肆无忌惮。中美两国都有一些评论家注意到,双边关系正像“自由落体”一样急速跌落。世界舆论担心,中美关系一旦失控,新冠疫情之后全球经济的复苏将更加困难,军备竞赛和地缘政治冲突必将加剧,世界秩序将更加混乱,一些意想不到的灾难也会迎面而来。这绝非危言耸听。

赵可金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

疫情冲击下的中美关系对抗程度更加严重,呈现疫情冲击与舆情冲击叠加压力的局面。中美关系的新现实并非是走向“新冷战”,而是呈现为“软战”格局,其基本逻辑是中美围绕谁对谁错的政治合法性问题展开角逐,在政治、经济、安全和社会各个领域都充斥着激烈竞争。决定中美“软战”的根源主要是国内政治因素,中美国情差异、制度差异和政治差异在疫情冲击下产生了政治化的危险。如何妥善处理中美社会差异和制度差异,在全球治理体系的框架内重建中美关系共同行动框架,成为新时代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课题。

许勤华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关系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教授

王际杰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助理研究员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体制机制创新,为国际政治经济发展带来了新机遇。在全球绿色低碳转型趋势下,加强生态环境治理、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国际社会共识,绿色发展为沿线国家在生态环境条件约束下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解决方案。近年来,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调整,国际秩序变化给新时期“一带一路”建设形成外部风险的同时,也为其绿色发展带来了新契机,推进符合沿线地区现实需要的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既具必要性也有可行性。

经济外交项目组

回顾2019年,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增长持续走弱,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遭遇重创,中美战略竞争持续进行。在诸多负面因素发挥作用的背景下,中国通过开展多层次经济外交活动为改善外部环境做出努力。展望2020年,中国将继续推动与重点国家的双边经济外交、立足周边推动“带路”外交、围绕国际机制改革开展全球经济外交,为维护本国经济发展与安全、推进区域和全球繁荣与增长贡献中国力量。

崔凡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

我们正处于两个大局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这几年在国际经贸关系领域中发生的事情极其复杂。面对国际经贸关系领域的各种压力,社会各界存在各种看法。我们正确的态度应该是继续坚定不移地根据实际情况稳步推进改革与开放,同时要摈弃关起门来搞改革的想法,坦诚地就结构性改革与市场经济体制问题与所有贸易伙伴展开对话。有些重大问题的解决,靠谈判达成一致可能比靠打官司更加可行。

邢自强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过去30年的全球化黄金时代的特征(3T,即贸易全球化、科技主导化、企业巨型化)会在疫情后逆转,全球经济面临疫情后遗症:民粹、脱钩、通胀。在宏观层面,预计中国经济在今年年底就能恢复至潜在增长,但美国可能需等到明年年底。中国要居安思危。面对后疫情时代的逆全球化,中国始终可做好自己的事:通过城市化改革和数字基建,发掘内部潜力,加大对外开放。

杨洁勉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再次敲响了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警钟。国际社会在惨重和沉痛的代价中警醒,终于加强了在抗疫中的共同努力。全球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正在继续催化国际力量对比(即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国际格局的变化势必会落实到国际机制的变化和创新。本次疫情使越来越多的国家深刻感受到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现实性和严峻性,要用国际规则、规范和机制动员和协调世界各国的力量加以应对。为此,国际社会需要努力化危为机,加快国际体制机制的更新和创新,使后者更好地服务于当前和未来的全球事务和国际关系。

张宇燕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徐秀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

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2019年亚洲经济增速出现超预期下行。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亚洲经济体经济活动总体上明显放缓,对外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增长动力不足,物价走势分化加大,但亚洲就业形势基本稳定,收入有所改进。展望未来,金融风险特别是债务风险累积、发达经济体负利率的出现与扩散、地缘冲突与突发公共事件、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波动以及美国经济走势对经济运行的负面影响有所加大。总体而言,未来几年内亚洲经济将在中低速轨道上前行。

罗伯特·布莱克威尔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亨利·基辛格美国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

托马斯·赖特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美国与欧洲中心主任

当前,美国和世界面临的最迫切任务是应对新冠疫情以及疫情之后的形势。美国下一届政府的最重要任务是在疫苗研发和治疗方面推动国际合作,在重建国家经济时协调各国利益,促进互惠。美国还应该支持发展中国家,改革国际机制,发展基础设施,以便更好地应对今后的传染病危机和其他国际挑战。如果美国和其他国家采取民族主义的以邻为壑政策,那将是危险的。总而言之,推动全球共同抗疫应该是当前美国最优先的外交政策。

赵可金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凸显了国际合作的缺失。面对疫情冲击,不仅以 G20 为主要平台的大国协调机制和以 WHO 为中心的全球健康治理框架乏善可陈,欧盟、东盟、非盟、阿盟等众多地区合作框架也无所作为,各国重新回到国家主义的框架。大国间抗击疫情的合作不仅难以开展,还频频出现了责任转嫁、物资劫持、 “脱钩”等现象。全球卫生治理机制在新冠疫情冲击下失效的主要原因在于治理机制设计存在赤字,医疗资源仍然集中在国家手中,国际机制缺乏调动国内资源的合法手段,造成治理能力不足。这些问题要求全球治理合作走向深度全球化的新阶段,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必将对全球治理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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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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