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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民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

疫情在根本上改变了世界经济金融,展望未来,世界经济金融将呈现深刻的结构变化和新的趋势,需要提出新的问题。对此,构建新的思维框架。一是要以人的生命健康为中心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构建面向未来的公共卫生安全网。二是探寻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新边界。三是储备货币把发达经济和发展中经济分成两个阵营。四是劳动生产率下滑和收入分配恶化是当今世界经济金融最为严峻的挑战,疫情危机继续并加速恶化。五是全球经济金融联动系数和速度大大加强,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关联和联动的世界中。

富景筠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新冠疫情的突然暴发导致全球能源需求急剧下降,这加剧了能源市场主要行为体对市场前景的悲观预期,由此相应地改变了这些行为体的行为模式和互动关系。油价震荡引发的地缘政治效应已不再是消费国争夺油气产区的传统能源博弈,而是转变为油气生产国争夺出口市场的新型能源博弈。如何构建有效平衡能源市场各方利益的全球能源治理机制,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成为当务之急。中国应利用自身在全球能源市场上的角色,提升其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中的地位。

凌胜利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博士

中美亚太安全竞争显著体现在安全观念、安全伙伴、安全议题、地区安全秩序等方面,会在全球、地区和双边三个层面产生影响。在全球层面主要影响国际安全格局和全球安全治理,在地区层面主要涉及地区安全秩序构建和亚太国家的战略应对,在双边层面则关系到中美两国关系的走向。对于中国而言,要加强中美双方在安全领域的沟通与合作,加强中美在地区层面的包容性合作,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安全伙伴关系建设。

周方银

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2017年12月,美国政府在其官方文件中正式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和首要的安全威胁;2018年3月,美国政府挑起中美贸易争端,此后中美关系不断下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全球非传统安全危机不仅未能推动中美两国合作,反而使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2020年5月,美国发布的《美国对中国战略方针》,直指中国在经济、价值观和国家安全三大方面对美国发起的强烈挑战。美国处理对华关系中的零和思维,以及在政策手段上不断突破底线的做法,影响了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所处的周边外交环境。

管涛

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在美债供给剧增的情况下,外国投资者对美债的需求,无论从绝对值还是相对额来看,均有所下降。尤其是3~6月份,外国投资者美债持有占比连续4个月环比回落(绝对值仅是3、4月份持续环比下降)。但由外国投资者减少美债持有,就得出“去美元化”的结论也失之偏颇。一是外国投资者有可能减少了美债投资,却增加了美国其他金融资产配置。二是还有可能是官方净卖出美元资产,但私人部门净买入,总体依然为国际资本净流入。

殷之光

英国埃克斯特大学助理教授,埃克斯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19世纪上半叶,在打开中国国门的鸦片战争前夕,英国正处在海外贸易与国内政治的主导权由传统旧贵族重商主义转向新兴资产阶级构成的自由商人群体的关键时刻,一个跨越国境,由鸦片贸易商、金融服务商与政治代理人携手,建基于议会政治的“深层政府”运行模式正在逐渐形成。鸦片战争的爆发,正是由这些自由商人游说英国政府的结果。他们的这些行动,不仅重塑了英帝国在全球实施其霸权的方式,也把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拖入了半殖民地的境况。

克里斯托弗·A·麦克纳利

美国查明纳德大学教授

如果中国能够成功加快转向依靠内需和自主创新,那么,它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可能会实质性加强。在这种情形下,中国是沿着附加值阶梯向上攀升的,附加值低的活动将被转移到东南亚和南亚,而中国则成为全球关键技术生产和开发的一个中心节点。而在近期内,中国经济决策的战略意图是对冲全球持续不断的割裂风险,与此同时保持它对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的参与不受影响。如果成功的话,中国将摆脱其“世界工厂”角色,转而成为世界上最大、最精细的消费市场。

吴琳

外交学院亚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印度认为中美紧张关系会持续并对多极世界格局构建产生影响,对其自身既是挑战更是机遇。印方据此出台一系列应对措施,包括通过“议题联盟”“不对称通融”等方式深耕美国,应对中国崛起;重塑与邻国发展伙伴关系和宣扬“印度方式”,削弱“一带一路”向心力;加强与美在印度洋合作和“印太”塑造,防止中国主导该地区;宣称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但效仿美国对中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未来,印度“深耕美国、应对中国”的战略不会根本改变。中国在警惕印美地缘战略互动的同时,应着眼大局,妥善管控分歧,并利用印度在经济、技术上的政策不确定性争取合作。

张蕴岭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中俄并非盟友,而是战略协作伙伴。这个定位意味着两国是在符合双方大利益的前提下开展合作的。如今,世界力量格局与秩序正经历巨大的变化,最大的风险是大国之间发生战争。因而,中俄战略协作的要义不在协同作战,而在于共同阻战,即双方通过合作尽力化解发生大战的风险。历史上,大国间总是结帮对战,或挑动他者生战,新型中俄关系若能改变这个历史的规律,则人类之幸也。

黄琪轩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对华技术政策经历了从逐步放松再到加强限制的过程。苏联的安全竞争压力迫使美国在加强对苏技术出口限制的同时,放宽对华技术出口限制;日本的经济竞争压力促使美国在加强对日技术进口限制的同时,放宽对华技术进口限制。而当苏联和日本对美国的竞争压力逐渐褪去时,美国对华技术政策再度迎来重大调整,这也是近年来美国发起对华经贸战和科技战,打压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全面收紧对华高技术进出口限制的重要原因。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来自美国的技术竞争将是中国技术进步难以绕过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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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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