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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刚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助理所长

目前,影响中美两国关系的最大变数,来自地缘政治领域而非经贸或科技领域。在美国总统大选再次临近的关口,人们普遍关注民主党候选人拜登,会否改变特朗普的对华强硬政策。但真正须要关注的,不是这种执政风格上可能出现的变化,而是拜登如果当选,是否仍然会像特朗普那样,选择经贸和科技领域对华施压,还是会改变策略,转向地缘政治和安全领域对华强硬。如果后者发生,则情况会比贸易战或科技战更加复杂,对中国的挑战更大。

林民旺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在“印太战略”推进上,莫迪政府同美国及其盟友打造海上战略“准同盟”的意图日益凸显;在对外经济布局上,大幅推进同中国“经济脱钩”,并希冀重塑印度同全球产业链的相互依赖关系;在价值观念上,刻意突出中印意识形态差异和对立,以所谓民主国家自居,拉近与美国的距离。印度的这些战略调整,一方面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给印度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另一方面则由于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使印度认为其战略投机空间加大。

朱锋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大国间力量对比,并非只是GDP,其国际动员能力、力量投送能力、同盟国的数量等,在区域和全球地缘战略竞争中才是衡量大国实力的可靠指标。对此,我们一定要保持足够的战略清醒。中国外交的重大成就在短期内并不必然带来国际体系中权力对比和国家间制衡关系的实质性变化,全球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重心转移,更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美战略竞争并不必然导致国际权力结构的决定性变革。对此,我们同样需要有足够的战略清醒。

达巍

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助理、教授

王鑫

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开始调整其全球战略重心。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则推出“印太战略”,既与“亚太再平衡”战略一脉相承,又在战略设计、战略执行和战略影响方面存在微妙而重要的差别。美国将亚太或印太地区作为其全球战略重心的态势没有改变,但其地区战略始终具有一个深刻的内在矛盾,即美国区域战略与美国对华战略之间的矛盾,而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则是决定美国区域战略成效的主要变量。中国对此要保持战略自信,认清美国落实区域战略的有限性,妥善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分歧,尽可能降低美国“印太战略”对中国造成的负面影响。

张蕴岭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新形势下,对中国发展与欧盟的关系要有新认识:政治认知的分歧会加大,在许多方面,政治因素的嵌入性增强;经贸中的竞争力度会加大,对中国要求对等、平衡、市场、规则等会更具体化,会与实际运行挂钩;战略上,制约中国的因素增多。但从以往的历史看,中欧双方都有发展关系的意愿和动力。中国要用深化改革开放、做新型大国的实际行动,逐步改变欧洲人对中国的看法和定位;欧盟基于其内在的需要,也会务实地调整对华战略与行动。

杨伯江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在安倍任内,中日关系经历了不寻常的曲折起伏。从2012年民主党野田内阁“购岛”引发的严重对立,到2014年北京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中日领导人的短暂会晤,中日关系一度降至冰点,直到2017年5月才迎来转机,逐步回到正常轨道。中日关系的改善、发展来之不易,应当倍加珍惜。在“后安倍时代”,增强中日关系的战略稳定性是有利于各方的智慧选择。为此,需要日本新政权在对华政策上具有建设性,中日继续加强对话、保持协调合作。

安刚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世界知识》杂志编辑

随着美国国内疫情的深化和2020年美国大选进程的推进,特朗普政府锁定推责中国的策略,摆出彻底孤立、隔绝中国的架势。对华竞争是美国既定战略。后疫情时期,中美各自以压倒性综合优势领先于其他主要力量的态势更加明显,彼此之间的博弈争斗也会更加直接,前景不容乐观。中国需直面更严峻的挑战,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塑造全面、完整、合理而非情绪化的对美战略新框架,避免非传统的全球危机与传统的大国战略竞争相结合可能产生的恶果。

邓宇

西泽研究院特约高级研究员

赵建

西泽研究院院长、济南大学教授

从当前央行的处境来看,货币政策要想回归正常化面临重重困境。而解决问题的根本不在货币政策层面,而在全球经济能否重启真实增长——货币金融应该为实体经济服务而不应该相反。因此一切问题的解决之道仍然是回到发展,只有实体经济发展起来才能为货币政策的退出提供“软着陆”的空间。因此,要想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就必须跳出央行和货币政策的框架,将结构性的目标从货币政策框架内剥离出来。对中国来说,也就是将原本交给货币政策委员会的任务,交给改革深化领导小组。因为社会和民企面临的问题,并不是缺钱的问题,而是制度贫困的问题。

庞中英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ISEAS)访问高级研究员

这场全球危机可能持续很长时间。全球的决策者、攸关者、行动者、执行者都要考虑世界新的生路。瘟疫在无情地终结历史,同时,瘟疫又在令人兴奋地开启历史。这是复合的世界历史告诉我们的。从相对谨慎而积极的角度,我认为也许这次空前巨大的危机将会带来一个崭新的世界秩序,尽管目前对疫情的反应或者回应是以民族国家、民族主义的方式为主,但是,我们知道,真正能最终克服这场全球危机的只有全球合作、全球行动。我们最终将迎来全球合作的新时代。

胡伟俊

过去十年中,全球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货币宽松,而通胀却始终起不来,这对于宏观经济学是新的挑战,目前仍然没有标准答案。为了从“三低”环境中走出来,全球各大央行只有不停尝试新的办法,从量化宽松,到负利率,再到最近的平均通胀目标。7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宏观经济理论,既不能解释为什么过去十年的低通胀环境,也无法预测未来会不会有通胀,在政府和金融市场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小,势将经历百年以来的第三次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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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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