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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柏华

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

USMCA涉及的数字贸易、金融服务、知识产权、环境保护和劳工标准的新规定,中国现行法规与之存在较大差异。中国应主动对标高标准,通过继续加大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进一步提高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和劳工保护标准,来减少与USMCA或CPTPP在国际贸易投资规则上的差距,避免将来在国际贸易投资领域因为国际规则标准差距而陷入“离群”被动。

连平

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

邓志超

植信投资研究院

刘涛

植信投资研究院

2020年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已成定局。下半年,疫情如果得到较好的控制,各国政策支撑经济重启顺畅,世界经济衰退幅度有可能收窄,但不同区域之间的经济恢复水平可能出现一定的分化。发达经济体将快速萎缩,发展中经济体由正转负,而中国经济可能成为为数不多的正增长经济体。一系列“不同步”和不确定性将贯穿下半年世界经济运行过程。

王逸舟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

在观察国际格局和各国抗疫表现时,美国是一个非常好的借鉴点,当下在评估各大国表现时对美国的研判可能是最重要的。西方一些国家现在由于个人主义优先,平常比较散漫,都是各自为战,所以显得手忙脚乱,不得不去动用军队或者动用联邦的资源,看上去总是慢半拍,损失严重。但是,一旦度过了眼前的困境,进入到一个长期的相对比较平静的、和平的时期以后,它们的个人积极性、企业的创造性、市场的“吃螃蟹效应”,可能又成为一种优势。

朱锋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就中美当前的实力地位和国际影响力而言,中美战略竞争中短期内还难以决定性地改变当前的国际秩序。中国即便对美国的贸易霸凌主义和在亚太地区的霸权主义军事及安全行动采取斗争的回应方式,也并不意味着两国无法合作、或中美关系已进入国际秩序变革的主导权之争。中美战略竞争的同时,经贸往来和必要的合作仍会发展。中美战略竞争会影响权力、观念和行为方式的调整变化,其走势将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国际秩序的稳定和变革,但未来国际秩序的变革并非只取决于中美,世界主要国家间的互动关系和战略选择将决定性地影响中美战略竞争的走势和未来国际秩序的演变进程。

梅里·马达沙希

UNESCO 国际创意与可持续发展中心咨询委员、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兼职教授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只有十年的时间,一切照旧并不是好的选择。我们可能处于数字时代的初期,但这正是一个关键时刻,需要做出决策并建立一个对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政策和治理架构,全球合作协调和多方利益相关者团体的协作至关重要。技术驱动可持续未来的积极场景不会凭空出现。要使这些技术广泛普及,需要跨区域的元素共同作用,从强有力的伦理框架,到法律变革,到教育和新技能的培训,甚至到劳工市场改革。技术公司、政府、工业、民间团体和研究者们都必须加入,共同发掘这些技术潜能,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约瑟夫·奈

哈佛大学教授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但“冷战”这一术语却是误导性的历史类比。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用数以万计的核武器瞄准对方,而且双方几乎没有任何贸易或文化联系。相比之下,中国的核力量较为有限,而中美年度贸易总额达到5000亿美元,每年有超过35万名中国学生和300万中国游客在美国。对当今美中双边关系更好的描述,是“合作性对抗”。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国家都不太可能在权力资源总量上取代美国。虽然美国将继续在全球公共品生产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它需要逐渐适应与中国越来越多地分享这一角色。

第一财经研究院

面对中国生产成本上升以及中美经贸摩擦的影响会进一步强化中国制造业向外转移的趋势,中国应积极调整国内产业布局,向产业链的上游延伸,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同时关注制造业和服务相结合的趋势,打造与制造业相联结的无形资产(如知识产权、软件等)和服务贸易“新比较优势”;并构建相对完整的产业链布局。具体来看,中国应加快通用芯片的研发、设计和代工产业,加大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鼓励软件行业超常规发展,在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灵活性和完整性的同时,补上产业链中的核心缺失环节。

乔尔·米格代尔

华盛顿大学政治系Robert F. Philip讲座教授

翻译:杨端程、陆屹洲

当谈及国家能力时,我们首先需要从权威本身出发,对其进行讨论。权威意味着一些人具有命令其他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做事的能力。权威存在于任何情境之中,它试图将权力运用到政治、文化等各个情境当中,它决定了人们为人处世与日常生活的基础。理解权威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谁拥有权威去告诉人们按照某种方式行事。权威决定了人们行事的方式,决定了人们以何种名义行事,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以何种方式自省乃至如何通过政治管控暴力。总而言之,权威关系到人民对社会与政治的期许。

吴心伯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在21世纪的时代条件下,中美战略竞争具有不同于以往大国竞争的特征,竞争的本质是经济实力和社会治理能力之争。竞争的性质和形态将对中美两国关系的未来产生决定性影响,并会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变化,界定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大国互动方式,进而塑造21世纪的国际体系。随着战略竞争成为中美互动的重要形式,如何正确认识竞争、开展良性竞争和有效管控竞争是两国共同面对的严峻历史课题。

张蕴岭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新冠疫情将全球化导致的经济脆弱性隐患暴露无遗,因此引发了对全球化的集中反思,并可能改变过去支持全球化快速发展的三大支柱(政府、企业、公民)的态度,进而推动全球化从“舒服的全球”转向“挑战性的全球化”。但是,全球化已经是全球经济社会运行机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可能被简单抛弃。并且,疫情还有可能加速第四波全球化——网络全球化的发展,并因此带来全球化的新发展、新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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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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