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査道炯

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新冠病毒疫情的严重性和广泛性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目前,世界经济萎缩,旅游、贸易、投资等都受到疫情防控的医学要求为起因的制约。疫情后,这些限制的解除难免会因种种国际政治因素叠加而受到一些非市场因素的影响。解决问题终究还要靠政府之间的双边互动。联合国、G20以及其他多边协调机制在未来发挥作用的空间不大。这很可能也是大家感到迷茫的一个因素。

张家栋

复旦大学美国中心教授、南亚研究中心主任

各国在抗疫问题上的不同表现,主要是文明差异所致。中国所代表的东方文明,具有无神论、以人为本、强调集体主义和和谐观念等特征。与此相比,西方文明则具有有神论、规则至上、强调个人主义和斗争哲学等特性。并且这些特征都在各自国家的抗疫过程中得到体现。总体来看,在危机期间,中国所代表的东方文明群体更能接受大政府模式,应对更为高效迅速。与此相比,即使是在危机期间,西方人也更愿意接受有限权力的政府模式,应对往往落后于疫情发展。

章百家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如果美国认识到,造成其全球影响力下降的既有自身内部的原因,也有对外政策的失误,而不是因为中国的挑战;如果中国认识到,维护自身发展权是这场对美斗争的主题,而不偏离这一主题,同时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坚定地深化改革开放,以不断提高人民福祉为中心,那么,中美将可以避免走上大国争霸的老路,也可以做到竞争与合作同在,最终实现双赢。

鞠建东

虽然中美是世界两大国家,但是世界经济已经开始呈现出亚洲、北美、欧盟三足鼎立的结构。但是金融体系依然是美元主导,全球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处于一个不匹配、矛盾的状况。中美较量取决于长期增长,取决于哪个国家能扛得住不发生危机,哪个国家能够保持长期增长的路径。不取决于短期之内的一些表面上的因素。长期增长既是国家利益,代表着人民的幸福,也反映了国家的综合实力。

王达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系主任,国家发展与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征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近期,美国对华施压策略出现了三个比较明显的变化。美国加速对华"脱钩"使得中国短期内在关键行业和领域可能陷入被动,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方式面临转型升级的压力,而中国也将在人权和意识形态等领域持续面对美国的施压。中国需要在战略层面和战术层面,做好充分应对美国竞争性对华政策的准备。现阶段,中国应以率先复工复产为前提、以持续自主创新为基础、以深化区域合作为依托、以推动互利共赢为手段。长远来看,中国只有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才能从根本上避免被美国边缘化的风险。

邵宇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陈达飞

东方证券宏观分析师

全球化总是在重复着失衡与重构、脱钩与突围的故事,只是角色在不断变化,然而,至少从历史经验看,不变的是全球化似乎在沿着既定的方向不断前进。21世纪并不必然是亚洲或者中国的世纪,中国主导的全球化秩序也不必然超过美国,这一切,都取决于相对意义上的国家能力,它集中体现为提供公共品的能力。

韩冰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谈判是当前中欧关系中的重要优先事项之一。《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达成对中欧双方而言不仅具有经济意义,也具有战略意义。建议在投资自由化方面,谈判应把握好开放“度”;在安全审查方面,安全例外条款并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优选项,应完善国内安全审查立法,寻求“平衡博弈”;在国有企业问题方面,谈判应把握从国际投资角度规范国有企业与国际贸易角度规范国有企业的差异,同时应确保中国国有企业对欧投资不受歧视性对待。

吴峻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

字节跳动的声明隐含着三个法律主张:针对字节跳动的行政命令没有遵循正当程序;将会损害表达自由;并破坏美国市场准入的法律体系。在当前的情境下,第三项法律主张实际上只是在表达一种浓重的失望,而具有实质意义的是前两项主张。无论字节跳动采取法律措施的结果如何,都是一个企业在一个制度化的体系中追求自己可预期的权利。

安刚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中美关系很重要,不能任由对手涂抹改造。我们应避免完全在对手布设的轨道里行棋,而要争取更主动的议题设置权和更广阔的策略施展空间。对手布下的棋子并非所有都必须跟,对于那些挑战我们核心利益的,我们不得不跟,但跟的节奏可以掌握。对手越是急躁,我们越需冷静;对手越不专业,我们越要重视操作的专业性;对手越鼓吹竞争对抗,我们越有必要深化对中美关系的全面理解,在加强策略性斗争的同时不能没有挽救中美关系的姿态和举动。

沈建光

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数科首席经济学家,京东数科研究院院长

张彧通

京东数科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伴随着美国政府宣告对华“接触”政策失败并转向“全面战略竞争”,中美之间的交锋正在贸易、金融、科技、军事、意识形态等领域全面蔓延。目前看来,中美在贸易、科技、金融等领域的持续脱钩正在将两国推向最危险的未来。最好的对策不失为,我们应当以“我”为主,一方面继续坚持“双循环”,不断寻求自我发展;另一方面,继续保持理性可控,对美国的极限刺激沉得住气,合理反击但不使事态失控,放眼3个月之后的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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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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