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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宇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陈达飞

东方证券高级宏观研究员

安全资产短缺是理解近二十年多来全球宏观经济各种病症的重要视角,它被认为是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后危机时期西方国家普遍遇到的低利率或负利率难题和经济增长停滞的重要原因之一。它也是思考美元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中所面临的新“特里芬困境”和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的重要抓手。将美元放在安全资产这个更广泛的范畴内部,厘清美元与其他安全资产视之间的互补和替代关系,将美国视为全球体系中最重要的安全资产的供给者,对于理解当下的许多政经问题,会提供一个框架。

阎学通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许多政府和跨国公司为了减少安全风险,在疫情结束后将采取更多的去全球化策略,但这些政策的目标并不是防范疫情在全球扩散。受去全球化策略的影响,正面意义的全球化在5年内难以恢复到疫前水平,但是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并不因此就会受到抑制。去全球化很可能伴随着全球治理的萎缩,这将不利于抑制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这如同以药物杀死病毒的方法可能会同时杀死健康需要的白细胞。全球化给人类带来了许多新问题,去全球化将给人类带来的是福祉多还是麻烦多,尚需进一步的观察。

时殷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将深刻影响大国间政治,特别是中美关系。中国率先击退国内疫情,虽然付出重大经济及社会代价,但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胜利。美国在疫情影响下,不得不在对华战略和经贸阵线上收缩。但疫情带来复杂性向中国提出了挑战——美国及其盟友正在逐渐恢复经济、中美脱钩的领域在扩大、美国及盟友对华饱含嫉妒和敌意。因此,中国应坚持对外军事和经济战略适当收缩,以恢复国内经济和防止国内疫情卷土重来为首要任务。

姚枝仲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推行“美国优先”政策已经使全球化进程呈现倒退趋势,疫情突如其来更是雪上加霜,进一步激化了反对全球化与支持全球化力量间的矛盾,也暴露出供应链全球配置的脆弱性。虽然疫情不断催生国际卫生合作和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国际合作需求,但短期内难以阻止全球化倒退步伐。疫情之下,中国在推动全球化方面发挥的作用愈发凸显,影响力不断提高。疫情后,中国将进一步成为推动全球化发展的中坚力量。

王永利

前中国银行副行长

最近,有关美国可能将香港踢出SWIFT,切断港币与美元联系汇率制,迫使香港以及参与香港事务的中国金融机构退出美元交易与国际清算体系,从而使香港与中国的国际贸易与金融往来严重受阻的说法传播很广、影响很大,但其中很多说法并不准确。这就涉及一个重要问题:如何客观准确地看待国际收付清算体系。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7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2013年,中美审计机关曾签署交换审计文件协议,该协议将允许美国上市公司财务监督委员会(PCAOB)查看中国审计机构持有的审计记录和其他文件,同时赋予了中国监管机构监察在美上市的中国企业的金融情况的权力。但华盛顿时间7月13日晚,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计划取消美国和中国审计机关之间的协议。对中国来说,撤销中美审计协议属于制度性的破坏,它比两国外交上的恶语相向(互怼)更具有杀伤力,因为它拆掉的是实实在在的市场合作制度。

张燕生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

历史经验说明,全球化增进各国经济粘合度同时,如果不能推进全球治理机制改革,解决好经济粘合度内在的公平与效率之间的矛盾,最终会导致破坏性机制出现,使世界陷入冲突对抗。当各种矛盾、冲突和对抗在一定程度上难以预见,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遇到全球反经济粘合度的阻击时,对中国而言,适时推动战略收缩是必要的。重点需放在规则等制度型开放,即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现代化的改革,推动国内治理现代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张沱生

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主任

冷战结束后,东北亚地区仍然存在许多不稳定因素,如大国关系起伏不定,美韩与朝鲜严重对立及朝核危机持续发展,多国间存在领土与海洋权益争议与摩擦,“台独”势力不断发展并多次造成台海动荡,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等等。但从总体上看,东北亚地区基本保持了和平发展态势,其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当前,加强合作,克服困难,尽快去除新冷战阴影,让东北亚地区继续沿着和平发展的道路前进,这应是我们唯一的答案与承诺。

姚洋

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北大国发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过去几年发生的变化应该是长期性变化,我个人判断中美的新冷战已经形成,美国开始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美国针对中国的实体清单也越来越长,美国将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竞争在各领域展开,其中技术领域的竞争相对更深入、更广泛。在应对方面有三条原则:我们应该在关键性领域加快自主创新;要更加努力地去维护一个开放和共融的世界创新体系,不能把中国隔绝在世界之外;要继续努力和美国保持比较密切的经贸关系,尤其是不能主动中断中美经贸关系。这三点说起来容易,但要做到就非常考验我们的智慧和意志。

管涛

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联合国贸发会的最新报告指出,今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最多下降40%,明年还将继续下降5%到10%。显然,这种大环境下,我国要维持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同比正增长可能是一种奢望。下一阶段,我们应该充分发挥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经济社会秩序逐渐恢复的优势,打好“纾困+改革”的组合拳,在实现“六稳”、“六保”目标任务的同时,加快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建设,不断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稳定我国在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份额,进而巩固和提高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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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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