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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道炯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大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教授

对于中国而言,将自研新冠疫苗定性为国际健康公共品在当下的全球健康和发展治理动态中具有正面意义。但在国际疫苗市场上,这仅仅是一个主动性立场。中国自研新冠疫苗的境外使用必须处理好我国在医疗卫生产品的向外流动过程依然面临的多重复杂因素叠加效应。可以说,主动将自研新冠疫苗定性为全球卫生公共品是一个有意义且相对简单的步骤,使之成为现实则需要做出艰辛的努力。

徐奇渊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美国通过SWIFT对香港地区、中国进行金融制裁的可能性极小,中美全面脱钩的现实条件尚不具备。中国要继续坚决推进改革开放,把中美、中欧,以及中国和世界的利益融合推向更高的水平。对于中国金融机构本身而言,应在美国法律框架内,积极维护自身利益。中国应顺势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同时积极推动国内金融市场的全产业链发展。在中美冲突的漫长历史进程中,欧洲国家是至为重要的第三方力量,一定要引起中国的高度重视。中国有必要努力尝试理解欧洲的核心价值理念,实现与欧洲国家求同存异、共谋发展。

赵明昊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近期,美国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形势反弹恶化,经济复苏进程受阻,白宫面临的压力增大,特朗普本人选情颓势渐显。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势将寻求转移视线、挑动矛盾,愈加将矛头指向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其对华政策的极端性、冒险性不容低估。当前和下阶段,美国加大对华压制的若干趋向需引起高度警惕。从加大运用制裁手段、强化意识形态施压、纠集国际联合阵线等方面看,美国对华政策出现一定程度的“俄罗斯化”态势,即将对俄罗斯的研判和定性投射到中国身上,将孤立打压俄罗斯的策略和手法用于对付中国。

刁大明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管理学博士

王丽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19级硕士研究生

目前看,中美两国“脱钩”虽然具有辐射性、演变性以及一定不可控性,但仍处于“部分脱钩”阶段,且政府层面的政策选择发挥了关键推动作用。中美“脱钩”态势在贸易、投资、科技以及社会民意等层面给中美关系乃至全球产业链带来了重大影响。在结构性原因和政策性原因的交互影响下,中美“部分脱钩”状态将长期存在,但难以实现“全面脱钩”,中美“脱钩”的进程最终要取决于两国的政策选择与相互塑造。面对美方对中国意图的偏执误读与对中美合作收益的负面认知,中方应考虑采取深化合作、设定积极议程等方式进行回应与塑造。

章俊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部负责人

摩根士丹利全球宏观团队预期下半年全球经济将进入V型反弹,GDP负增长幅度将逐季收窄,并于2021年1季度转正,这意味着全球经济仅花了4个季度就回到了疫情前的产出水平。虽然就经济复苏的轨迹究竟是V型、W型存在较大争议,但我们认为全球就业复苏可能会明显滞后于全球经济复苏,从而使目前全球贫富差距问题进一步恶化,进而导致全球民粹主义和地缘政治问题变得更为复杂。

第一财经研究院

虽然在过去的几个月中,中美对立呈现愈演愈烈的态势,从贸易摩擦扩大至针对特定区域、实体和个人的制裁。除了贸易、科技,金融正在进入中美博弈的核心领域。虽然关闭领馆的行动引发极大关注,但就经济全局的实质性效果而言,金融制裁影响尤甚。为了应对美国对中国实施金融制裁的具体风险,中国应当从以下三个层面来应对。首先是认清双方实力对比,保持对美多层面沟通和施加影响,其次是在全球范围建立更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并支持更多元化的全球秩序建立,第三是加速人民币国际化、扩大CIPS人民币支付结算体系的国际使用,加速推出跨境的中国央行数字货币。

王俊生

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院研究员

田德荣

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院硕士生

“关系危机”是国家间关系的一种特殊表现状态:国家间关系从和平走向冲突之间的一种过渡性对抗。这种过渡性对抗既有别于国际危机表现出的那种高度军事对抗性质,也有别于国家间非军事化竞争表现出的那种模糊状态。关系是由行为体之间的行为互动塑造的,因此,国家间利益冲突带来的消极互动是“关系危机”的根本原因,而国家间敌意则是“关系危机”螺旋上升的直接原因。

张茉楠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所首席研究员

适应全球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变革重构大趋势,积极推动缔结新的贸易协定,加快推动我国开放型经济从要素型开放转向制度型开放,不断完善开放发展的制度环境,是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要义。因此,对于这些“中国议题”的解决也将成为中国新一轮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构建的核心议题。可以预见的是,新一轮开放是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本轮开放更具战略主动性,更契合中国经济发展内在需求和全球经济格局深刻变革的需要。

沈建光

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数科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

全球经济的风险主要来源于政治风险。就全球收入的分配而言,美国1%最富有的人,占有的社会财富接近40%;法国1%最富有的人,占有的社会财富接近25%;中国1%最富有的人,占有的社会财富接近30%。收入不均衡状态的越来越明显,财政转移等扶贫政策应该会成为政策的重点。十年来第一次出现农村收入增长慢于城镇收入增长的情况,也应该是政策关注的重点。可能低收入人群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受到此次疫情的冲击更大,所以,接下来是不是要政策更大程度地倾斜这些群体,是不是要直接补贴低端人群?

石佳友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刘连炻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际法务部法务专员

从历史上相关金融机构被踢出SWIFT系统的先例来看,SWIFT公司可能在单边制裁法就禁止其为被制裁金融机构提供金融通信服务作出明确规定后,或单纯基于SWIFT公司内部管理规则的要求,相应切断相关金融机构与SWIFT系统之间的联系。中国当前需要进行全面评估,特别是针对美国出台进一步的制裁法案禁止SWIFT等机构面向被制裁金融机构提供金融通信服务、SWIFT惮于被制裁的风险而被迫将被制裁金融机构踢出SWIFT系统的可能性,未雨绸缪,及早做好因应方案,而不宜单纯从实际可能性的角度持盲目乐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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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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