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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锋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武琼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助理

新冠病毒的全球爆发,疫情正在对东亚地区经济的增长构成重大威胁,但也给东亚各国建立公共健康与安全的区域合作机制、共同应对新冠病毒带来了新的动力。中日韩三国以及东盟各国认识到团结抗疫的重要性,区域合作的迅速启动,已经成为了拉动东亚区域性公共健康合作机制建设的重要驱动力。虽然中日韩以及东盟各国在新冠疫情合作中取得了一系列的新进展。但是,各国间的合作仍然面临着不小的挑战和威胁。

陈洪斌

国海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今年5月开始,印度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地区频繁挑衅,导致双方在班公湖和加勒万河谷等地爆发了较大规模的肢体冲突。背后的原因是,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印度一贯奉行的大国平衡外交越来越难以为继,需要引入新的砝码改变区域力量对比,美国成为其重要目标。新冠疫情爆发后,中美关系持续恶化,在此敏感时期,印度在中印边境挑起事端,客观上的作用等同于给美国献上了一张投名状。

陈抗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一样,十分顽固、非常难治,是中国历代领导人必须面对的顽疾。中共十八大之后,新一代领导人立即推行反“四风”运动(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近年来,特别是在防控新冠疫情的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依然突出,要开展“全面检视、靶向治疗”。整治官僚主义为什么这么难?是否存在不同类型的官僚主义?需要使用什么针对性的整治方法才能做到对症下药?搞清楚这些问题对于有效遏制官僚主义非常有必要。

赵明昊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无疑,中美关系正步入重要关口,未来一个时期美国对华施压举措的深度、广度和频度或会超出一般的估计,美国对待中国的做法或许与过去十余年对待俄罗斯的做法逐步趋同。美国对华政策“俄罗斯化”的实质在于对抗性、冒险性、极端性的凸显,一些美国鹰派势力正竭力将中国塑造成“邪恶的对手”,甚而不惜使两国关系陷入更大冲突之中。面对美方的挑衅性言行,需要冷静视之、胸有全局、灵巧周旋、谋定后动,需要在“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之间不断寻求符合中国长远利益的平衡点。

施嘉恒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博士研究生

张建新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就“金德尔伯格陷阱”这一概念来说,不仅其内涵相当模糊,而且还存在着三大悖论:一是“金德尔伯格陷阱”的历史逻辑并不规律;二是约瑟夫·奈在引申中修改了“金德尔伯格陷阱”的两个要件,而这两个要件均不能得到验证;三是“金德尔伯格陷阱”难脱霸权稳定论的窠臼,而约瑟夫·奈却回避了霸权稳定论这一根本性问题,即美国霸权是否如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那样急剧衰落?

谭笑间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网络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短期来看,中美两国供应链难以完全脱钩的判断依然成立,美方对华发起脱钩行动皆会遵循“窄领域”“间歇性”等特征,这主要是为了避免过分伤及美企在中国的利益、危及自身市场份额。中期来看,中国仍需坚定不移实现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并通过国际合作来实现“供应链多边化”,从而在面对“供应链战争”时拥有足够的止战能力。长期来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仅凭一己之力掌控整个供应链,也不可能长期占据供应链中的关键环节。因此,唯有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合作共赢,才能做大供应链的全球市场,实现科技的共同进步,最终造福全人类。

霍建国

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原院长

中美关系的复杂性,简单地概括,它既有双边矛盾,同时在国际多边场合也体现了对立和矛盾的发展。从动态的角度讲,矛盾的双方都有产生变化的可能,更何况中美矛盾交错复杂,要注意矛盾变化可能出现的任何一次机会,寻求解决和化解矛盾的可能。现阶段我们需要提高对美周旋的能力,驾驭复杂矛盾的能力,矛盾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如何保持斗而不破则是一种高超的艺术,所以说周旋也是一种艺术和水平,这是最关键的,也是我们软实力的体现。

蔡亮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中心研究员

世界大变局意味着当今国际社会正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调整的历史发展新时期。这不仅大大强化了世界多极化趋势,更昭示着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面临深度调整。而对自诩为西方国家的日本来说,这主要意味着现有国际秩序遭到挑战,因此角色定位和国家利益驱使其要竭力稳定现有国际秩序,并通过在区域秩序构建的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获取制度性收益。基于此,日本现阶段的对华政策呈现出明显的制度制衡特征,意图在对华合作中既要分享中国的经济红利,又要形成对华制度优势。

潘向东

新时代证券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刘娟秀

新时代证券宏观团队负责人、首席宏观分析师

下半年CPI增速在高基数下下滑,这点没有争议,但大家对于PPI增速的分歧较大。影响PPI增速的主要因素仍是产出缺口,但是和大家认为的实际产出起主导作用不同,我们认为疫情导致潜在经济增速的下滑也会发挥重要作用。和美国不同的是,由于缺乏金融工具、社会保障待完善、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等原因,中国居民和企业行为决策对经济基本面反应迟钝,这就导致金融市场的资金供给和需求对经济基本面不是很敏感,比如中国债券期限利差、信用利差都不能像美国一样反映经济预期,中国债券收益率主要受央行货币政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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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7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中国当前发展的外部环境出现了明显倒退,改革开放的制度红利已经接近用尽。中国开始被美国脱钩,被澳大利亚、加拿大脱钩,被部分欧洲国家脱钩,中印关系还有可能继续恶化。此外,在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领域,南海问题、台湾问题等变得越来越“棘手”。在逆全球化浪潮汹涌的背景下,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不断倒退,对这种趋势不能不防。随着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全面恶化,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地缘政治红利”已消耗殆尽。这意味着,今后中国的发展必须寻找新的发展动力,去构建新的发展环境,重构新的地缘经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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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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