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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美国WTO改革首要目标指向所谓非市场体制扭曲作用,这方面立场认知相当程度被美欧日本组成的所谓“三边进程”共享。今年1月和5月“三边进程”在巴黎和华盛顿召开第五次和第六次贸易部长会议,继续研讨设计在WTO改革中推荐这方面新规则的概念框架与建议文本。美欧日这方面改革意图,与中国目前表述的十多个领域系统改革主张毫无交集。经济体制争议及其在多边规则领域投射,应是WTO改革将面临的最为敏感与棘手议题,对中美以至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经贸关系能否向合作新范式过渡构成关键考验。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6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只有明确核心利益问题和一般问题的边界,我们才能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最重要的地方,从而在未来的中美关系中建立有效的威慑,并真正帮助中美实现“竞合”并逐步将两国关系拉回到合作的主轴上来。否则,竞争将逐步代替合作,并最终发展为全面的对抗。所以,面对“大变局”下的中美关系,我们需要调整自己的思路,要从扩大纷争走向管控纷争,要从“无事不争”走向有选择、有重点地投放自己的政策资源;要从“全面对抗”的火线上后退一步,做到有选择性地据理力争,才有可能促成中美关系由“对抗”向“竞合”再向“合作”的转变。

仇朝兵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正式推出“印太战略”,试图塑造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理解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对中国地区安全环境的影响,需要历史地、全面地认识这一战略,既要看到它与之前历届美国政府的战略差异,也要看到其延续性;既要 看到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的意图,还要全面了解其对华认知及其处理中美关系的思路。这样才能更恰当地认识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存在及影响,理性看待中美在印太地区的互动。

朱锋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当前,存在着影响“大变局”的两个最重要因素:一是“发展范式转变”;二是新工业革命究竟需要多久以及以什么样的方式走人千家万户,并将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现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从过去400年人类历史的进程来看,这两个因素以及由这两个因素所导致的国家战略选择和国内治理机制变革,是近现代历史上多次发生“世纪之变”背后最重要的因素。

卢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多边贸易体制改革是现阶段全球经济治理架构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如果说去年各方注重讨论WTO改革原则方针并就其必要性达成共识,今年则主要围绕若干议题更为具体地展开。从改革过程概况看,美国率先出牌,中国系统表态,发展中国家频频发声。从具体内容看,电商规则谈判异军突起,发展中国家“S&DT”争议激烈,履行通告义务改革初步破题,上诉机构改革僵持难解。

张涛

中国建设银行金融市场部

2020年作为新世纪10年代和20年代的转承之年至关重要,全球经济究竟何去何从呢?上世纪20年代繁荣至今让人憧憬,而行至本世纪同期,繁荣还能再现吗?历史绝不会简单重复,更何况我们已经看到四只缓慢行进中的灰犀牛的阴影正在笼罩着全球经济。第一只灰犀牛:中美经济关系调整进程的不确定性对于全球总供需的冲击;第二只灰犀牛:以德国为首的欧洲制造业衰退对于全球经济增长的冲击;第三只灰犀牛:民粹主义的蔓延对全球社会秩序的冲击;第四只灰犀牛:持续加重的经济担忧对全球金融市场乐观情绪的冲击。

朱锋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国际秩序是指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体系运作的基本方式、价值观及国际社会共同认可的前进路径。国际秩序也直接指向如何实现国家间和平共存、如何保障人民生活的福祉以及如何有效避免和控制战争等毁灭性行为的政策实践和观念形态。从“美国优先”的原则出发,美国所做出的一系列“退群”行动已经对国际秩序的稳定与持续带来了重大打击:国际军控和裁军体制受到严重挑战,中东稳定再度变得脆弱不堪,贸易战和科技战严重打击了全球自由主义经济秩序。

徐杰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

11月4日,中国商务部发布《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第三次领导人会议联合声明,宣布15个RCEP成员国已结束全部20个章节的文本谈判以及实质上所有的市场准入问题的谈判。下一步将启动法律文本审核工作,以便在2020年签署协定。这一协定谈判于2012年11月正式启动,历经七年多方艰苦努力,终于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关于RCEP,有三个必须了解的问题,即:什么是RCEP?它有什么好处与不足?会给中国带来怎样的机遇与挑战?

克里斯托弗·A·麦克纳利

美国查明纳德大学教授

有可能对中国实施金融制裁的讨论,是特朗普政府利用美元主导地位推进地缘政治目标的又一例证。将中美经济战扩大到金融领域,无论对中国还是对美国来说都有巨大的风险。尤其是华盛顿方面,需要考虑到一切金融攻击的潜在后果。金融战将加深中国对美国的不信任,促使各国加快寻找规避美元的有效工具。政府在金融领域挑起与中国短视的争斗,从长远看很可能严重削弱美国的实力。

蒋一骁

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经济学系助理教授

莫迪总理退出贸易协定对“甘地护符”的引用暗喻了其对印度社会中财富公平分配之间的看重。单从追求社会总福利最大化的角度上,加深贸易壁垒的确是次优的决策。然而,在以印度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经济体中,生产者往往代表了相对底层的社会群体。相比于效率,甘地的护符引导着印度领导者更加关注平等;这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合理解释了莫迪会毅然选择放弃一个对外在者看来更有效率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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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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