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无意取代现有的国际秩序，中国想做、能做的是分担国际责任、修补全球治理机制的短板，优化和创新全球治理体系。一方面，中国会致力于维护联合国、WTO等既有的国际体系和机制，更多地展现“中国分担”。另一方面，中国可以基于自身优势和经验，从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的角度，与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一起，提出一些更公平、道义的全球化方案与机制，并邀请世界各国一起参与，提升全球治理水平，追求“全球共治”的格局。

1月3日，特朗普下令空袭伊拉克巴格达机场，造成多人死亡，其中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少将。苏莱曼尼掌控着伊朗的军事权力，是伊朗实际上的二号人物，也是伊朗反美的核心人物，曾指挥境内的反美战斗，并涉嫌派人暗杀沙特驻美大使。当天，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了万人反美游行，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誓言要对美国进行“严厉的报复”，特朗普则在Twitter上警告称，如果伊朗打击任何美国人或者美国资产，美军就将对已瞄准的52处伊朗重要地点展开打击。

当前正在发生的变局有如下五个方面：南起北落、东升西降、文明交流互鉴、动力重组、新体系与新秩序。此外，世界政治也还有 “未变”的方面。未变的方面主要包括当代世界政治的基本主体未变，依然是主权国家；当代世界政治的基础即全球化只是局部变化，基本面未变；当代世界政治主题仍是和平与发展；当代世界政治多极化的大趋势未变，只是多极化进程加速了；当代世界政治中的国际关系并没有根本改变，只是有待朝着新型国际关系演进；最后是当代世界政治中的国际秩序已经形成的新趋势不变，西方会进一步弱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会持续崛起。

“中国干部”在“连锁迁移、在地演化”进程中，构成了越南连接东亚制造业和全球市场的底层通道。在早期由欧美买家驱动、台商主导的制造业跨国迁移中，从大陆迁往越南的“中国干部”成为技术转移、族群分工的关键中层；在制造业的在地演化中，“中国干部”撬动经济、族群、文化边缘性的杠杆，从台商主导的生产网络和市场的边缘起家，实现群体的协同创业和组织网络形构，在制造业产业链和全球市场中占据新位阶。

2019年世界经济增速比上一年明显下降，大多数国家出现了经济增速回落和通货膨胀率下降，但全球失业率仍然保持在低位。世界经济还表现出国际贸易负增长、国际直接投资活动持续低迷、全球债务水平再次提高等特征。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美国经济是否陷入衰退，利率下限环境中货币宽松政策的效果，贸易摩擦的演变和国际经济规则的调整趋势。此外，金融市场动荡、地缘政治冲突以及部分国家国内政治冲突还可能会给世界经济带来不稳定风险。预计2020年按PPP计算的世界GDP增长率约为2.9%。

在现行秩序下,崛起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与守成国的实力差距,但"崛起困境"理论告诉我们,崛起国与守成国的实力差距越小,守成国对崛起国施加的压力越大。现行国际秩序对崛起国的效用将逐步下降使崛起国不得不考虑国际秩序的改革问题。崛起国对于权力占优型和权力独占型国际制度有较高的或强烈的改革要求,改革方式包括"改制"和"建制",以不同程度地增强自己的领导权。因此,崛起国与守成国实力差距越小,两者对秩序领导权的争夺就越激烈,现行国际秩序被改变的力度就越大。

随着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各国之间的交流交往日益密切，各国人民需要把不同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包容到一个全球化的开放体系之中相互借鉴和共同发展，形成新的全球化价值体系和思想资源体系，为各种全球化问题的解决提供价值观指导和思想资源支持。中国和平崛起为中华文明复兴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中华文明复兴同时也是当代国际社会非西方文明复兴的主导推动力量和主要表现， 有利于推动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的均衡与和谐发展。

全球气候治理是在维护全球生态安全和全人类共同利益下的国际合作行动，是在现行多边体制下的一种共商共建和制度探索。但在责任、义务的分担和权力、效益的分享的具体方案和机制上各方又存在矛盾和分歧，形成多方博弈的复杂局面。应该说在现阶段，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主宰多边谈判的进程和结果，但也需要有影响力的大国发挥协调和引领作用。

中国制造业向越南的转移，实际上是中国供应链网络的溢出。原因在于，技术和生产流程上的一系列变迁使得它们越发成为穿透国界的存在，经济空间与各国的政治空间日益不匹配，工厂的转移更多时候仅仅是工序的转移，而非产业的转移。经济过程对于国界的穿透性，也很可能意味着，商人秩序需要走出政治秩序的遮蔽，再次站到历史的前台。

中美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给两国缓解紧张关系带来重要转机。虽然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大趋势难以逆转，但仍需对双方管控紧张关系进而寻求“竞争性共存”之道保持一定信心。如过去几十年一样，美国有关对华政策的辩论依然是动态的、多元的、复杂的，如果想当然地将美国视为“铁板一块”，就必然会减少中国对美外交的政策选项和运作空间，要看到中美关系的韧性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