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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心伯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美国霸权地位的演变就像任何事物一样,它都有一个发生、发展、变化和消亡的阶段,美国的霸权演变我把它分为5个阶段,它发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奠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成型于冷战时期,膨胀于后冷战时代,衰落于后后冷战时代。美国霸权的衰落跟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衰落是两个概念,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它的经济还在增长,它的综合国力还在上升,作为一个国家它还没有衰落,但是它的霸权主要是指它对世界事务的控制能力,它对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的控制能力在下降。

易宪容

青岛大学财富管理研究院及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院长、教授

天秤币是对应于法币及资产的一种链生币;天秤币的去中心化和去信用化,其实是把交易中的信用关系用技术方式进行前置性预设,隐藏着极大的风险;作为发行、管理及监管天秤币运行的基金会,或者说一家企业联盟,其信用也劣于国家信用。可见,天秤币不可能成为一种现代主权信用货币,它承担不了现代国家主权信用货币的职能。假定天秤币是一种社会认可的信用货币,天秤币也无法成为一种跨境的、超国家主权的全球货币,其存在一系列难以逾越的重大障碍。

魏尚进

哥伦比亚大学金融与经济学教授

余心玎

对外经贸大学经济学副教授

自从1995年WTO成立以来,全球GDP累计增长近250%,全球贸易增长约270%。对国家间贸易争端进行专业公正的裁决,则是取得这一成功的关键。重振WTO需要改变其规则。也许上诉机构法官应该通过多数或绝对多数表决任命,这样就没有哪个国家可以阻止被提名人。此外,该机构法官可以增加到15人,以适应贸易量的增长,被任命者的任期也可以延长。或者是,最后三名法官的任期可以暂时延长。

余淼杰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中美双方“有限合作、长期竞争、相互依存”的关系并未改变。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双方会保持有限合作的态势,但既然美国已经把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双方关系再想回到过去“水乳交融”的阶段已不现实。中美关系“全面脱钩”同样也不现实,因为美国工商界很想和中国做生意,一个全面开放的国内大市场是中国经济增长最核心的源泉,也是美国的目标市场。我们希望,中美经贸关系在经历波浪式起伏的阶段之后,能迎来螺旋式上升的新阶段,同时经济全球化的大势能够继续保持下去

宋利芳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武睆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墨西哥是中国在拉美的重要经贸合作伙伴。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相比,《美墨加协定》提高了对汽车和纺织品的原产地要求,协定规则涉及领域广且标准高,并加强了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歧视性约束。《美墨加协定》一旦生效实施,将对中墨经贸关系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将会抑制中国对墨汽车和纺织品出口贸易,并影响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宽领域和高标准规则将会约束中墨自贸协定的谈判和签订;强化了墨西哥对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的定位,从而阻碍中墨经贸合作的深入发展。

张沱生

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主任

与朝鲜的无核化对话要完成三大任务。一是半岛无核化,二是有关国家与朝鲜实现国家关系正常化,三是将停战机制转变为和平机制。对朝安全保证将主要体现在后二者之中。解决上述问题将经历长期的过程。其路线图至少要包括三大阶段。一是实现全面核冻结和废弃核设施、销毁核材料。二是全部销毁核武器(包括核弹头与运载工具、中远程导弹及洲际弹道导弹)。三是签署和平协议,建立半岛无核区。而每一阶段的任务也可能要分步来实现。

沈丁立

复旦大学教授

有人认为,美国转向与中国对抗的政策已成美国国家共识,甚至在美国舆论场上浮现出一股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过去了”的悲观论调。但要说美国的对华关系已经定局,显然不符合事实。这样说不仅低估了中方塑造中美关系再平衡的意识和能力,也低估了美国国内通过辩论与实践避免走极端的传统与能力。中美关系仍在新阶段的深度平衡中,我们切不要低估了两国都具有彼此重塑自我与对方的卓越能力。

张蕴岭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可以把国际治理大体分为五类:其一,联合国体系;其二,国际组织;其三,国际条约;其四,行业规约;其五,国际对话合作机制。显然,如今的国际治理具有普遍性特征,无论在治理范围,还是在治理方式上都在不断发展。这种大趋势是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国际经济,以及社会生活国际化发展相适应的,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处在独立的自我空间里而不被国际治理涉及和约束。二战以后,通过不断发展的国际治理,世界进入了一个“有治理的国际秩序”,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成就。

肖永平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统计分析美国法院近20年来行使“长臂管辖权”的案件可以发现:美国在知识产权纠纷、刑事诉讼、反垄断诉讼和经济制裁问题上加大了对中资企业和中国当事人行使“长臂管辖权”的力度,并出现了对中国选择性执法的现象。随着美国把中国定位于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它对中国频繁行使“长臂管辖权”将是大概率事件。我国需完善立法,为我国法的域外适用提供法律依据;积极司法,抑制美国对我国当事人行使“长臂管辖权”的冲动;加强国际合作与国内协调,提高我国依法行使域外执法管辖权的能力。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在开放状态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变成中国发展的“利益相关者”,美国(和西方)没有任何可能性想把中国孤立起来。正因为开放,西方在中国问题上也不再是铁板一块。由于中国利益的庞大,美国的“放弃”只是意味着“转让”,即美国把其中国利益转让给其他西方国家。当然,美国“放弃”中国的意图只体现在强硬派身上,因为“放弃”中国只是行政和政治逻辑,而非华尔街的资本逻辑。一句话,尽管中美关系充满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尽管两国的“冷战”潜力也浮现上来,但只要中国以冷静和理性的态度来应付之,中美关系并不会如美国的强硬派所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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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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