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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岸元

中信建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中美第一阶段协议的达成来之不易。谈判背景之宏大、双方实力之悬殊、对手之强悍之莫测只是一方面,期间国内外舆论环境的复杂微妙同样掣肘。过去两年,中美关系领域充斥了各种悲观宿命论调。笔者无法就如此宏大命题形成的如此重大结论判断真伪,但非常确认,各方如此统一认识、众口一词,极其有害。将谈判对手视为敌人,不仅可能导致负面预期自我实现,而且会逼仄政治回旋余地,限制操作层面的谈判空间。这样条件下推进达成协议,需要政治决断。

丑则静

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讲师

新形势下,中美两国确已将对方作为自身实现国家安全利益所需面对的核心外部变量与威胁,但中美国家安全利益尚未呈现根本性对立。而以军事力量、安全合作机制、安全政策观念等国家利益影响因素框定中美安全关系的构成,即使目前中美安全关系战略竞争色彩浓厚,但中美两国在军事安全领域还是存在相当的合作空间与管控风险的可能。

屠新泉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教授

从全球经贸治理的角度来看,中国仍然需要为巩固和发展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而努力。一方面要坚决与美国斗争,并团结其他成员,坚决维护争端解决机制的有效性,并通过适当的改革提高其效率。另一方面是WTO应当有一定的灵活性来处理世界贸易中的新问题,包括与中国密切相关的问题,尤其是通过多边谈判的形式来制定适用于部分成员的新规则,避免多边治理的长期失序。

高奇琦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教授

两次世界大战与前两次工业革命主导国之间的科技话语权争夺密切相关,而第三次工业革命则成为美苏冷战和美日竞争的技术与时代背景。拉美和东亚的发展结果差异可以通过其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不同参与程度加以解释。同时,近年来中美在贸易等领域的摩擦也可从第四次工业革命主导权竞争的角度进行分析。整体来看,人工智能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引领性技术。中国已经在数据、市场和政府等方面形成了一定的优势,但同时在智能硬件、算法框架、原始创新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尽管美国对中国采取了技术封堵的策略,但中国应以更加柔性的竞争性合作的方式加以回应。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鉴于中美巨大的共同利益,如果两国都是理性的,则天下太平;如果其中一国是非理性的,就会吵吵闹闹;如果两国都被情绪所主导,天下就危险了。美国需要内部改革来解决问题,正如中国需要内部改革来实现可持续的崛起一样。如果两国都具有足够的自信心,离理性就不远了。不管如何,就中美两国来说,国际政治并非必然的零和游戏。

苏格

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双主席、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前院长

2019年,国际格局加速演变,国际政治安全形势错综复杂,世界主要力量对比加速发展演变。美国特朗普政府奉行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政策,大国之间竞争激烈、博弈凸显,导致国际经济政治体系受到严重冲击。国际经济下行风险增大,全球贸易环境趋紧,贸易摩擦加剧。全球治理面临突出挑战,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接踵而来,国际环境更趋复杂多变。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尽管遭遇了各种新的挑战和风险,但中国外交巨轮不为任何迷雾所惑,不被一切风浪所阻,坚定而稳健地沿着既定方向劈波斩浪、奋勇前行。

苏庆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如果WTO争端解决机制无法朝着美国希望的方向做出改变,则特朗普政府绝不会妥协。上诉机构僵局是一两年前就能预料到的结局,为何其他成员在这么长的时间内无法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这说明,在美国不愿意发挥领导力的情况下,其他成员尚无力推进相关规则的构建。尽管美国的实力和领导力下降,但是其他成员仍无法接过美国手中的指挥棒,这一领导力真空的状态将可能持续很长时间。

宋湘燕

中国人民银行驻美洲代表处首席代表、高级经济师

亚琪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自美国挑起与主要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摩擦以来,关税在美方的政策工具箱中始终扮演着关键角色。然而,美国的关税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其贸易逆差国地位,且可能从多方面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不符合经济和国际贸易理论共识。鉴于美国关税政策的目标并非短期内能够完成,中美贸易争端大概率将走向长期化。我国在当前阶段要注重谈判策略,并做好长期应战的准备。

李湛

中山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

梁伦博

中山证券研究员

2020年伊始,中美两大经济体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蓄势待发,叠加全球主要央行的实际宽松路径并没有改变以及英国有望避免无协议脱欧的困境,对于本年度全球经济衰退的疑虑已经大大减弱。具体来看,中美两国经济虽然有望阶段性企稳,但出现明显复苏的可能性较小。鉴于新兴经济体相对充足的降息空间,2020年部分新兴经济体可能将率先出现触底反弹。2020年虽然整体外部环境转向温和,但仍需警惕黑天鹅事件,包括下一步的中美、欧美谈判,以及美伊冲突后续是否会发展成局部战争及其对原油生产和运输的潜在威胁。

梁芳

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教授

在美国利用无人机发射导弹精准击杀伊朗“圣城旅”最高指挥官苏莱曼尼之后,1月8日伊朗展开了“复仇”行动。对美国驻伊拉克军事基地的两波导弹袭击后,伊朗宣布不寻求升级战争,而美国方面将做何反应则成了人们最关注的焦点。经过这一来一回,无论是对中东地区的战略影响还是对战争样式产生的颠覆性变化,都值得我们加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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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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