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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兴杰

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

2019年最后一天时,朝鲜劳动党七届五中全会落幕。五中全会引人关注,没有了新年贺词,外界从五中全会体会和解读到朝鲜不断强调的“新战略”或者“新道路”。从五中全会的内容来看,朝鲜提出了新的国家战略,那就是“正面突破战”的革命路线。可以说,新战略是升级版的核经并举路线,并不是否定了此前的国家战略,而且进行了调整、综合和升级。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6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在中美双方签署关键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之际,美国将中国移出汇率操纵国名单,释放了双方金融战“休战”的信号。这一信号意味着中美之间不确定性的暂时消除,可能给两国资本市场带来“小阳春”,短期内有利于人民币汇率和资本市场的回升。但长期而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仍难言乐观,长期的风险不可忽视。

林采宜

华安基金首席经济学家

刘星辰

2019年,全球共有30多个国家或地区的央行降息。本轮降息潮既有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因内外需疲软导致的主动式降息,如印度、马来西亚、俄罗斯等。又有受制于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所采取的被动式降息,如阿联酋、沙特、巴林、巴西等国家采取跟随美联储降息操作。本轮央行降息潮主要由于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叠加全球贸易摩擦升级,导致多个经济体遭受出口及投资增速双双下滑。目前来看,各国经济仍存在下行风险,央行货币宽松仍将继续,但空间有限,积极财政政策将是2020的主要看点。

于滨

美国文博大学政治学教授、上海美国学会和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

种族问题在美国内政外交中表现出的韧性和力度,既源于历史沉积,也有强烈的人工塑造的痕迹。在美国高度意识形态化和日益种族化的话语体系和决策观念中,改善中美关系的难度极大。对此,中方应未雨绸缪,对未来双边关系继续恶化做好充足的心理准备;同时冷静应对双边关系已经开启的长期震荡和低谷期,继续推进文明对话,以期减少文明/种族因素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为未来改善双边关系创造条件。

周灵灵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政策看,各国政府大都将人才视为核心战略资源,最突出的当属美国。美国不仅是国际人才的最大输入国,也是国际人才竞争的最大赢家,其国际人才战略的核心特质便是不拘一格、网罗世界各地人才。基于这一战略,从世界各国吸纳各领域人才便成为美国移民法的重要原则。据统计,就职于硅谷的科研人员和工程师中大约有三分之一是国际移民;1901―2010年,每四个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科学家中就有一人是外国移民。

张业亮

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

近十多年来,随着美俄核安保合作的一些项目结束、俄罗斯经济形势改善、普京政府上台后对俄罗斯全面倒向西方政策的调整以及俄罗斯对美国政策的疑虑,美俄在核安保合作中的分歧增加,俄罗斯对与美国开展核安保合作的动力减弱。乌克兰危机发生后,特别是特朗普政府上台后,随着美国把俄罗斯作为战略竞争对手,美俄之间在外交和安全领域的分歧增大,双边关系中战略竞争性的一面超过了核安全合作所能带来的安全利益的一面,美俄核安保合作也逐渐走到了尽头。

姜跃春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张玉环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2019年,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加速调整,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多重风险挑战叠加,为世界经济稳定增长带来不确定性。首先表现在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导致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加剧,影响世界经济稳定。另外也表现在全球范围内反政府抗议迭起,威胁国家稳定和经济增长。2019年以来,拉美、欧洲、中东地区多个国家爆发反政府抗议示威活动,经济民生问题成为民众抗议的导火索。民众反政府抗议对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在拉美地区尤为突出。

陈建奇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张原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

回顾金融危机期间,世界主要国家面临着经济减速甚至衰退的压力,超常规刺激措施成为G20等全球多边治理机制共同倡导的政策重点,世界主要国家财政货币刺激政策力度空前。然而,超常规意味着突破常态,甚至偏离基本的理论规律,这种政策往往带来难以预料的影响或者后果。金融危机以来世界主要国家突破常规的政策并不少见,尽管有些国家采取措施力促相关政策回归常态,但仍然有不少非常规政策仍在延续。从这个角度看,全球经济难以回避金融危机以来超常规措施所滋生的内在风险问题。

杨鲁慧

山东大学亚太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百年大变局的核心要素是东西方格局的重心之变、全球治理的规则之变、崛起的中国与大国关系之变。中国之变主要来自“三个转变”:角色身份的转变、国际环境的转变、对外政策的转变。中国的崛起改变了世界,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百年变局的主线是中美之间的权力转移。大国关系和矛盾转变中最关键的是中美关系的质变,由此引发了百年大变局下的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并产生深远影响。

江小涓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国内生产要素和全球化基本面在发生非常重要的变化,即使不再发生贸易冲突,我们也不能够想象可以重现过去我们开放对于增长的推动力量。对外开放要更多发挥提升增长质量的作用了。所以和国内匹配、和高质量匹配是完全匹配在一起的。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变化呢?根据国内、国外的这两个变化,会有三个我们可以看到的、比较有把握的判断:1、中国会从垂直分工体系转向水平分工。2、我们应该从有偏向的开放转向中性开放。3、从政策性开放转向制度性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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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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