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国际政治与安全主题与环境的大幅度变化，导致了非传统安全危机的严重性日益彰显及危害性有所加剧。非传统安全危机的跨国性和治理难度呼唤国际社会加强多边主义合作。很显然，尽管由于经济发展使各国国家治理能力空前增强，但由于这种危机经常的突发性，极强的扩散性，很强的技术性和再生性，其在地理上的跨国性，都要求国际社会成员国，特别是主要经济和科技强国，摈弃单边主义，加强多边主义合作。

未来一段时期的世界贸易体系图景，可能会是WTO和巨型FTA并肩齐驱。治理主体的主导者可能将从美国一家转变为美欧中日四家。从治理平台角度来看，在WTO规则谈判功能下降的情况下，FTA规则谈判的角色可能越来越重要。从治理规则的角度来看，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越来越成为美欧日的关注焦点，不过标准越高，越难以被广大发展中经济体所接受。

对中美两国而言，如果能在关键领域达成基本共识，在现有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基础上继续谈判，最终达成一个虽然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经贸分歧，但双方都可接受的协议，就形成了中美新的动态平衡。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虽已无法规避，但双方都应避免滑向恶性竞争；中美之间的分歧难以消除，但应确保分歧可控，双边关系总体维持稳定；中美应在政治上互不干涉，在发展模式上竞争共存，在军事安全问题上防范对抗。然而这种大致稳定的状态是等不来的，需要凭着战略远见，通过大胆博弈和艰苦斗争争取而来。

在美国与中国进行科技脱钩的同时，其他国家的公司——甚至美国公司自己——也会选择与美国政策脱钩。美国对华科技战的难处和限度即在于此。科技战一旦升级到一定的烈度，美国企业的业绩和科研创新将下滑，拖累美国整体竞争力。而一旦美国企业“变节”，将研发和其他业务迁出美国，美国经济实力也将受损。科研竞争力和经济实力的下滑无疑会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科技战到这种程度，与国家安全的初衷已经背道而驰。

21世纪以来，中日关系经历了“恶化与改善”的循环，历史与领土问题是其直接原因，而日本的认知逻辑与国内舆论演变则是其背后的深层原因。中日关系于2018年重回正常发展轨道，是由日本的立场从“竞争”转向“协调”，中国主动引领和积极塑造对日外交以及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助推”等多个因素造成的。展望未来，中日关系短期内仍会延续改善势头。但长期来看，在中日结构性矛盾突出，历史、领土等问题依旧存在，日本外交选择波动及对华民意基础薄弱等因素的制约下，中日关系走出“恶化与改善”的循环仍不容乐观。

面对美国对华技术封控带来的压力，既要给予充分重视，也不应过度慌乱。在继续提升自身科技创新能力的同时，中国企业和相关机构需要加大合规能力建设，避免因非技术原因遭受不必要的冲击和损失。同时，应推动两国科技界、企业界人士更深入地参与相关政策的讨论和制定，为有效管控中美技术竞争、维护两国科技交流渠道提供更具专业性的意见和建议。

最近有报道称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是否停止通用电气公司生产的航空发动机的对华出口许可，而关于这一问题的正式讨论将会在2月28日的政府跨部门会议上举行。这一消息虽然还有诸多未定之数，但它的出笼也进一步表明，一个月前刚刚在华盛顿签署而且还墨迹未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只是暂时阻止了中美“关税战”的进一步升级，而 “贸易战”的另一个维度——技术战——不仅不会因此偃旗息鼓，反而会在2020年更加硝烟四起：从通信领域烧向航空领域。

就当前的国际格局来说，除了美国还在较多方面占有相对优势外（这种优势也处在削弱之中）， 没有一个国家在各方面或较多方面占有优势，称得上是两极中的一极。自然，多极世界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一个发展变化的形态。笔者认为，21世纪总体说来会是：由于权力的分散，有的国家或有些国家在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起到引领作用，而另一些国家在其他方面占有优势，但不会是国际间的权力高度集中在一两个国家手中。

有四方面的原因将迫使中国推迟采购：第一，中国经济增速下滑，进口需求受到冲击；第二，一季度中国的国际收支压力将明显增大，扩大采购将进一步加大国际收支失衡的压力；第三，美国方面启动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禁航和停办签证等举措；第四，中国推迟复工已经对全球供应链产生冲击，可能对美国企业的出口交货能力产生影响。可以基于疫情冲击的现实情况，优先落实医疗用品等相关协议内容的执行，并在保证我方正常权益的情况下，推动双方在延伸领域的技术合作和人员交流，将疫情转化为双边的合作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