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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课题组

全球各主要经济体的应对则是随着疫情由局部爆发到全球爆发,先后从以稳定金融和经济为主线的“常态管理”迅速转变为以抗疫救灾为首要任务、同时维护金融和经济稳定的“非常态应对”。特定的非常态应对要求政策多方面直接介入市场,但长期来看这些介入(包括其如何“退出”)都会对各国的金融稳定、宏观杠杆、财政空间、经济结构调整和深层次社会结构矛盾、全球溢出效应、宏观政策空间、以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带来多方面的影响。

李小云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西方需要认真审视其长期坚持的世界主义的价值,这是西方得以繁荣并长期主导世界的基本思想资源。西方国家也需要认识到单边主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正在消解这一理念,从而动摇西方发展的基本条件。西方需要按照其世界主义的原则,使世界主义成为“世界”的世界主义,这就需要践行多元主义,让渡出一定的文化空间,实现全球治理不同文化的共治格局。中国则需要坚持全球化的主张,需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要素构成上与西方的世界主义找到结合点,从而寻求共治的基础。

亚当·图兹(Adam Tooze)

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及欧洲研究所主任

翻译:邵玉蓉

第一财经研究院研究员

许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巨大挑战是:居民安全受到威胁、国家公共财政捉襟见肘、金融市场动荡不安。如果这些国家没有足够的资源去应对挑战,那么他们就需要在日益分裂和多极化的世界中寻求外部援助,而此时,美国、欧盟和中国也都经历了或正在经历史无前例的封锁状态。在很大程度上,新兴市场的中期前景取决于世界经济会如何重新整合。

任泽平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恒大研究院院长

李建国

恒大研究院

新增确诊拐点和现有确诊拐点的出现是疫情缓解的前提,两大拐点是观察疫情的关键。新增确诊拐点意味着疫情扩散速度下降,即增量开始缓解,现有确诊拐点意味着治愈+病死速度超过疫情扩散速度,即存量开始缓解。只有第二个拐点达到之后,整体疫情才有可能缓解。目前欧美国家的防疫措施已接近最高级别,防疫形势有望逐步好转。日本疫情已经二次爆发,严重程度超过第一次。印度、南美等发展中国家由于卫生基础设施不足、医疗资源缺乏、人口密集,情况混乱堪忧。

基辛格

美国著名政治家、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

各国领导人都在全国范围内处理这场危机,但病毒的社会溶解效应不识国界。虽然病毒对人类健康的攻击有望是暂时的,但它引发的政治和经济动荡可能会持续几代人。没有一个国家,甚至美国,能够通过纯粹的国家努力战胜病毒。解决当前的必要问题最终必须将全球合作的愿景和具体计划相结合,如果我们不能同时做这两件事,每个国家都将面临最坏的结果。

王缉思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新冠疫情对中美关系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双边关系下滑的速度加快,官方关系处在几乎冻结的状态,战略互信缺失日益严重,民间相互反感的情绪前所未有。未来,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定执行难度更大,经济和技术逐步脱钩已是难以逆转的趋势,各方面的交流也将进一步压缩。这是20世纪七十年代初中美建交以来最为困难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将持续的时间和下滑的底线均难以预料。

马修·J.斯劳特

达特茅斯塔克商学院院长

马特·里斯

达特茅斯塔克商学院高级研究员

翻译:邵玉蓉

第一财经研究院研究员

为制定应对即将到来的“新冠衰退”的正确政策,必须从正确判断疫情会造成何种经济冲击入手,那就是家庭对消费品和服务的需求会迎来一次广泛且深度的萎缩。而应对这一冲击的最佳方式是采取彼此关联的三步式举措:对可以遏制新冠 疫情传播的行动进行投资、为因消费需求缩减而遭受打击的企业提供支持,以及尽一切努力避免发生一场金融危机。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6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在此次危机中,从经济危机到金融危机的转化,很可能体现在如下的风险传导链条:需求减少+供应链中断—>订单缺乏—>企业资产负债表危机—>流动性短缺—>企业债务爆仓—>银行坏账增加+债务违约增多—>消费大幅疲弱—>危及金融机构—>发生金融危机。由经济危机开始,服务业的客户基础开始动摇,进而影响到金融业的客户市场和成本,基础性经济危机最终在滞后一段时间后演变为金融危机,这个时候展示的市场情景就是人们在现代社会所熟知的金融危机。

林宏宇

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2020年3月26日召开的“二十国集团”特别峰会,肯定要载入国际社会危机处理与全球治理的历史。同时,这也是国际关系史上第一次用视频连线的形式,聚集了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国际关系行为体的最高领导人会议。这个会议既有实质作用,更有象征意义。从实质作用来说,它标志着国际社会开始真正坐下来,认真讨论一个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危险,并拿出实际的行动来共同应对;从象征意义来看,它标志着全球治理进入3.5版时代,中国所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逐渐开始进入国际操作层面的时代。

埃德蒙德·菲尔普斯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主义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罗曼·弗雷德曼

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

数百万人因经济严重受损而丧命的极大可能性为政府行动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大幅提升提供了合理依据。这要求政府牵头在以下四个主要领域做出努力:1.由于有效应对疫病大流行所需的设备和服务迅速陷入短缺,应将各经济体的现有产能导向这些方面以克服这一状况。2.对那些未直接参与应对危机的企业给予支持以使它们可以继续供应基本商品和服务。3.确保民众有足够能力去购买这些商品和服务。4.建立一套金融机制以帮助那些无法偿还抵押贷款和履行其他支付义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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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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