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不应对美国经济抱过于乐观的态度，它应看到，稳定的中美经贸关系对于美国经济的重要性实际上在上升。白宫需要更加审慎地评估疫情可能带来的各方面影响。中美双方应就“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执行尽早作出妥善安排，在商品采购等方面美国需要给予中方一定的灵活度。此外，特朗普政府还应考虑对关税政策进行调整，在关税豁免等问题上采取积极举措，帮助美国企业和它们的在华供应商应对疫情带来的困难。

尽管“西方”被广泛用作北美和欧洲自由民主国家共同体以及规范性项目的简写，但 “西方”从来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而是不同传统的混合体，这一混合体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对于什么使西方团结在一起的问题，答案是直截了当的：致力于自由民主和人权，致力于市场经济，致力于国际机构中的国际合作。今天，西方的意义再次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我们正在见证：“西方”作为一个相对紧密的地缘政治构造，正在衰败。

日本“印太构想”的重点地区中，有不少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所涉区域重合，中日两国在这些地区的竞争难以避免，在某些项目中日本可能成为中国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对于中国来说，既要尽量降低“自由开放的印太”和“亚非增长走廊”对“一带一路”带来的竞争性影响，也要防止陷入零和竞争思维，应该密切跟踪“印太构想”及与之相关的美日印澳四国联动的动向，主动与日印加强政策沟通，公开阐述中方的关切，探寻“亚非增长走廊”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可能，努力使日本的印太构想与“一带一路”倡议找到合作点和利益交汇处。

尽管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全球开发了许多高效的药物、疫苗和治疗方法，各国的卫生体系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加强，但如何预防和应对新型流行病仍是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面临的巨大挑战。“没有一个国家，不管多么富有还是技术多么先进，可以单独预防、发现和回应所有的公共卫生安全威胁。”像其他全球性问题一样，在全球公共卫生问题上，单靠一国的力量是无法应对的，国际社会必须紧密合作，齐心应对，才能抵御共同的和正在出现的疾病威胁。

传统亚太地缘战略价值的存续，新兴的印度及印度洋地缘战略地位的提升，以及彼此间日益密切的多维度联合，促使“印太”概念的出现成为一种必然。尽管“印太”还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概念，但审慎评估之下不难发现，在具体的外交及军事实践中，它已经为相关国家带来巨大的战略收益，但正如任何硬币均有两面，以新兴的“印太”取代原有的“亚太”也派生出一定的战略困境。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印太”概念会聚焦更多的战略关注，也会释放更大的战略影响。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东亚金融地区主义开始全面兴起从需求驱动层面看，东亚国家在先后两次金融危机的刺激下，不断积累建立地区救援机制和危机管理机制的强烈需求；从供给驱动层面看，地区领导国之间的权力政治，包括权力结构和关系进程的变化，决定着地区金融公共物品供给的能力与意愿。领导国的供给和成员国的需求在不同时空条件下的变化，共同搭建了东亚金融合作的政治基础，从而塑造了东亚金融地区主义的制度升级进程。

美国总统唐纳德 · 特朗普，对相关国家的贸易和技术政策，可能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但他的策略破坏了美国所依赖的伙伴联盟和国际制度。长期的制度成本可能会远远超过短期的投机收益。而国际合作伙伴顺应美国的意愿，不仅受到美国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等硬实力的影响，还受到其文化、价值观和合法性政策等软实力吸引因素的影响。目前，只有美国人重新认识到这一点，美国的外交政策才能再次获得成功。

告别2019年，一个年代（decade）落下帷幕。新世纪迈进第三个十年，世界的面容仍晦暗不清。混沌与动荡经年已久，大变局中的人们或许不再惊慌，但却难以辨识，更无从把握自身的“时代精神”（Zeitgeist）。可谁还会在乎老黑格尔的陈旧概念？既然历史目的论早已被时尚思想抛弃，时间之矢也就无所谓确定的方向。

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新兴前沿技术对当代国际社会中的人类个体或者群体的行为方式产生影响，引发以国家为代表的各种类型的社会行为体特别是跨国社会行为体的行为内容及方式的变迁，成为推动国际关系结构与内容调整的内在动力，也是国家竞争特别是大国间政治经济竞争的关键领域，引发大规模的国家间超级博弈现象，成为新时代国际关系博弈、调整与变迁的关键影响因素。

2019年12月2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2020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使其正式成为法律。这份长达1119页的法案大幅提升了美国的国防支出预算，不仅要求美军深度进军太空、网络等新公域，实现军力结构的全面重塑，以适应未来大国竞争的需要，还极力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论”，对我国内政横加干涉，对中美关系发展和国际战略格局都会产生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