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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军辉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如不出意外,今年第一季度中国实际GDP将出现负增长。这将是上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公布季度数据以来的第一次负增长。而中国不会是唯一一家,别的国家很快会跟上。日韩、欧美、以及其他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都不会幸免。2020年等待我们的,将是一场全球衰退。而新冠疫情只是加速了全球衰退,并非衰退的唯一原因。早在去年,美国利率曲线就出现倒挂,预示衰退的临近。全球经济的重压,不仅仅是挥之不去的贸易战阴影,不仅仅是这次疫情,还有更深层次更长周期的总需求萎缩。

朱新光

上海师范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当前,新冠病毒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肆虐,涉及公共卫生安全的事件频繁发生,严重威胁海外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海外公民安全保护面临严峻挑战。为此,有必要从公共卫生安全入手,加快推进中国与东盟国家新冠病毒疫情的公共卫生安全合作进程,降低突发公共卫生事态给中国海外公民安全保护带来的不利影响。

黄大慧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外交学系教授

东亚经济合作和经济一体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建设符合东亚各国的利益。尽管东亚经济共同体建设取得重大成效与进展,但已经取得进展的贸易投资合作和金融货币合作还停留在比较初级的阶段。东亚经济共同体建设仍然面临机制和制度化建设明显没有赶上经济合作和一体化的发展与需求,加强机制整合是推进东亚经济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步骤。

姚枝仲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特朗普政府推出了一些新的国际经济规则改革动议。新的规则动向表现出明显的孤立中国和抑制中国体制优势等方面的特征。中国宜通过努力推动亚洲一体化建设和更好地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等方式保持持续开放态势防止被孤立,同时积极参与新规则谈判和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突破外部约束,把新规则谈判和国内改革变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刘遵义

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教授

贸易战和流行病将促使各国重新思考不受约束的全球化的好处和代价。如果一个国家的石油完全依赖中东,即使仓库里存着大量石油,当中东爆发战争时也会陷入严重的麻烦。当然,一国可以尝试完全自给自足,就像前苏联和中国曾经做过的那样,但代价极其高昂。我们对未来应有的期待是“多元的全球化”,届时没有一个国家会完全依赖另外一个国家,把它当成重要资源、部件或零件的唯一供应源,所有的东西都必须有第二来源。从长远看,这个世界最好是每种产品或服务都有两个或者更多的相互竞争的供应商。

克里斯托弗·A·麦克纳利

美国查明纳德大学教授

COVID-19的经济和金融影响目前尚不确定,但这种影响在3月份可能变大,变得更明显。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不会采取任何措施破坏美国的经济,何况即使在最乐观的情形下,全球供应链和需求也需要时间才能恢复。这样看来,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可能出现一个求之不得的平静期,在真实可怕的全球困境中出现小小的一线希望。

孙明春

海通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下,全球各国政府和央行应对冲击的政策工具相当有限。在全球金融海啸之后,各发达国家的政府和央行已竭尽全力来刺激经济、稳定金融市场,严重透支了它们应对未来冲击的政策空间。即便如此,全球经济(尤其是发达经济体)的增长在过去十年依然疲弱,很多经济体至今尚未摆脱通货紧缩的阴影。因此,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这些经济体的政府和央行很可能无力应对,而只能象征性地采取一些措施。

蒙克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

当下世界政经格局出现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一体化在新自由主义转向后,发展过快;而当前各国在各种政经议题上之所以冲突不断,正是因为全球治理模式出了问题——福利社会处于旧有区域主义的框架下,不得不采取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方式对经济一体化进行反制。现实中,拒绝全球化已不可能,民粹主义泛滥的国家需要的是“重启的全球化”,从而重新开启一套不同以往、能够在新国际形势和科技条件下实现自身利益的全球化模式。

张应进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讲师

自2007 年以来,马来西亚国家债务有所增加,但目前其国家债务风险总体可控,系统性风险相对较小。然而债务问题的政治化,使“债务陷阱论”在马来西亚债务问题上日益凸显。无论是债务问题上的国内政治化、债务国与债权国关系的政治化,还是国际政治化,都使该国的债务问题被强行赋予了经济之外的政治含义,对马来西亚国家发展、中马关系和中国与“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合作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避免债务问题政治化,正视其本质与根源,加强同中国在经贸领域和债务治理上的合作,是马来西亚解决和防范债务问题的应循途径。

徐奇渊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中国40人论坛研究部主任

赵海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张佳佳

中国金融40人论坛青年研究员

截至3月3日,疫情已蔓延到73国,越来越有全球大流行的趋势,对中国“倒灌”风险不断上升。同时,疫情蔓延导致全球供应链断裂、国际贸易停滞和金融市场恐慌。面对疫情威胁,各国陷入分而治之、各自为战,这无助于病毒防控,还可能造成更为严重次生破坏。当前亟需加强国际抗疫各领域合作,防控疫情并稳定全球经济,作为一个可行的途径,可以通过二十国集团(G20)平台组成“G20疫情防控与经济金融”工作组,引导各国齐心协力、共同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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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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