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任兴洲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
在政府层面，应努力创造更加宽松的政策环境。在“中国制造2025”规划的指引下，还需要有具体的支持产业互联网发展的政策体系，加快构建以金融服务、信 息服务、科技服务、商务服务、流通服务为主的生产性服务体系（例如为互联网与工业融合提供专业解决方案的生产性服务），推动“互联网+传统产业”的发展， 促进我国产业互联网有更大的提升。
蔡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领域:农村经济理论与政策,著有《中国的二元经济与劳动力转移-理论分析与政策建议》等
教育数量扩大和质量提高，应该按照不同阶段和不同类别的特点，特别是其社会回报率和私人回报率的相对重要性，分别施策进行教育体制改革。对于那些社会回报率相对高的教育领域，可以按照公共品生产领域原则进行管理。对于私人回报率相对高的教育领域，则应该通过改革矫正市场信号，搞对激励机制，加大市场筹资比重，完善竞争机制，促进教育数量和质量的双双提高。
田飞龙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台湾法律问题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宪法与政治理论、行政程序法、公共治理、港澳基本法,著有《香港政改观察:从民主与法治的视角》等
蔡英文在就职演说中模糊处理两岸关系定位，积极开展抗衡性外交，推动“新南向政策”以提升经济自主，放任岛内去中国化系列取向，这些行为固然是其兑现竞选承诺及研判内外形势的产物，但却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蒙上了浓重的阴影，而一系列内外挑战也将纷至沓来。根据民主政治的选举信任周期，如果蔡英文政府不能在一定时期内解套困局，兑现新政，有可能逐步丧失目前的政治优势。总体上，民进党的执政出路在于从选举民主的激情中冷却理性下来，重估两岸关系的重要性质，建设性恢复两岸政治互信及经贸协作。
陈文玲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
颜少君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战略研究部副教授
从2016年一季度和未来更长一个时期的发展趋势看，全球经济涌现出了新的趋势特征，突出表现为五个方面的旧动能弱化和四个方面的发展新亮点。
盛洪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教授
通过和平解决南海争端的方案，中国人要确立新的国际关系准则。这种新的规则将会挽救世界于核灾难之前。因此，从全人类的角度看，它有着比一国的版图的大小更为重要的价值。对于倡导和遵循这一新规则的国家来说，也会带来巨大的利益。所以，南海的价值决不仅仅是南海资源价值的总和，它将是新的国际规则诞生的地方。这一新规则将是人类的无价之宝。
张林秀
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领域:贫困与农村发展研究
截至目前，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行列的国家，还没有一个像中国一样，接受高中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劳动力比例如此低，而且存在这么严重的城乡教育差距。除了营养干预，儿童早期发展的干预重心应当更多关注“育”的方面。
中国农村研究院调查咨询中心
农村老年人有较强的社会养老服务需求，但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事业的发展因服务主体缺位、服务场所匮乏、服务资金缺乏和社会重视不够使农村社会养老服务存在覆盖率不足、享受率不够、认可度不高的问题。我们认为，要进一步提高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事业的质量应以逐步实现养老服务长期化、社会化、精准化、规范化和生活化为突破口。
李小云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前院长,教授,研究领域:农村发展、扶贫,著有《转型中的农村发展城乡协调发展的新战略》等
在中国现有体制下，强化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对扶贫工作的重视可以提高扶贫工作在政府工作中的地位，可以有效地动员各种资源投入扶贫。但过度的运动式容易产生形式主义，反倒会消解政府主导带来的积极作用。各地精准扶贫的实践一方面反映了各地响应中央战略的积极性，出现了很多的创新，但是也的确出现了一些问题，值得高度注意。
高全喜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新世界主义的动力机制对于中国来说，其实是有一个经济学的原理的，这个原理的关键是一种世界经济秩序的重构，即当今世界经济的双循环，这个恰恰是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现代社会的政治与经济共同体，才可以承担重新构建一个新世界主义之契机的历史使命。
王卫东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副主任
对于免费午餐和贫困生补助的发放不应因学生的户籍所在地是否为本地而异，而应该对本地学生和外来学生一视同仁，破除歧视政策和地方保护主义思想。
张宇燕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国际政治经济学家
全球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人类所处的世界是一个没有世界政府的世界。对具体国家而言，有效的政府可以通过强制性征税来提供解决国内问题的手段，让各个政府部门或公检法机构承担提供国内公共产品的义务。但在世界舞台上，每个国家都是主权国家，而国家主权在原则上是不得侵犯的。作为逻辑延伸，每个国家的目标便是使国家利益最大化。但在资源稀缺和存在大量溢出效应或外部性的世界里，出现利益冲突在所难免。
刘擎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任剑涛
清华大学教授
赵汀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王家范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在考虑“新天下观”，设计“天下新秩序”的时候，是否也把眼光多关注于经济，关注于社会状况的改善，把政治学问题变成也同时是经济学的问题，同时也是社会学的问题，或许会开出许多新的认识境界。
白彤东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理解中西之变局，以及民族国家的产生，我们会意识到，民族国家只是整合陌生人的一种方式，不是必然的方式。其他的方式，有马克思的阶级的方式，有儒家通过恻隐之心的方式。谈到中国的民族问题，如果我们不认为民族国家是必经之路，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民族也是可以顺带超越的。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与政客的主流都认为民族国家是必经之路，在中国硬生生地造出了个民族国家。这是中国民族问题的根源。
虞云国
著名宋史专家、教授、中国宋史研究会会员和理事、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中国古代史学术带头人
首先要走出第一个中华帝国的天下秩序，克服母国文化的恩惠观念。其次也不要总走不出第二个大东亚共荣圈的伤痛阴影，在这一东亚秩序里，固然有中国人民所受到的伤害，这种伤害我们应该记住，坚持历史事实，明确是非对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不能抱持一种非理性复仇心理。最后就是摒弃冷战秩序的习惯性思维，总认为中日必有一战。只有走出从历史到现代的三种东亚秩序，才有可能建立真正的东亚新秩序。
许纪霖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从事中国思想史与知识分子、城市文化研究
这里讲的新天下主义，是天下主义的2.0版，是对民族主义与传统天下主义的双重超越，一方面要把天下主义的普世性承接下来，中国的传统不是特殊主义的，而是普遍主义的，是人类主义的立场，不是华夏民族的特殊利益建立的特殊尺度，而是人类主义的普遍价值。
刘擎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高全喜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许纪霖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徐英瑾
复旦大学教授
克服民族国家的意识，并不是要无视其存在的现实性。民族国家的意识，不是我们在观念上清理一下，或者建立一套新的话语就可以克服的，不是换一种思想就可以解决的。中国到底是文明，还是民族，还是别的什么？这在根本上是一种自我理解。而一个共同体的自我理解，就像一个人的自我理解一样，是建立在关系之中的，而不是自己单独决定的。中国的自我理解当然也是关系性的，受到中国身处的世界格局的塑造。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