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周濂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展望现代科技的发展前景时，必须要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思路，唯其如此才能预见危机。与此同时，反思现代科技所带来的伦理问题和政治问题时，人类中心主义却是必须坚持的原则和底线，唯其如此才能解除危机。
陆铭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发展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学者应该能够基于中国的实践来提出一些大的理论构建，但在这个大的理论构建完成之前，对于这件事仍然还停留在“相信”的阶段，因为，当我们想了很多大问题之后，仍然会发现，对于中国的一些基本的事实，我们都还不清楚。也正因此，我认为中国研究还处在大量从事经验研究(empirical study)的时期。
福山
美国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利国际研究所[FSI]高级研究员
翻译:听桥
“民粹主义”，是政治精英为普通民众支持而给他们不喜欢的政策贴上的标签。何以民主社会的选民应当总是理智地做出选择，特别是在一个政策选择极其复杂难解的全球化时代?当然没有理由。
韩琦
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和拉美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总体判断应该是，中国和拉美已经成为彼此相互依赖的战略伙伴，中拉关系在朝着乐观的、健康的、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薛贝妮
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专业博士研究生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用土地进入流转市场，但我国传统的转让、转包等土地流转形式并不适应新的发展要求，而农民自发探索的土地流转又存在诸多不足，增加了土地流转风险。因此在新时期创新土地流转方式便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为此，文章引入了农村土地信托流转方式，并为其机制完善提出相关建议。
刘志彪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首批文科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经济学部委员,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工匠精神”的发扬和传承，只能在市场的环境和土壤中。在那些市场化程度不高的领域，如行政垄断的领域，根本就不要去奢求什么“工匠精神”。这一基于市场环境的认识，对中国人缺失工匠精神的分析最为常见，也最有力。
任然
执法冲突呈多发趋势，以及舆论对警察形象多有负面认知，归根结底，还是源自执法的规范性不够。首先表现警察执法边界与权限的模糊；警权界限不明，也表现于“该管的没管好，不该管的瞎用力”。
温晋锋
南京工业大学法学院教授
王赟
南京工业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要想解决雾霾治理问题不能光靠立法，多环节、全方位、上下一体的运作才是有效的解决路径，尤其是执法、司法环节的高成本投入才能够保障法律发挥应有的社会效果。
金仙玉
青岛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几点建议：政府应完善公共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公共服务程序，使公共资源配置运行更加合理、科学、高效；在保障女性的工作机会和就业权利的同时，也要降低抚育孩子的成本，以此达到更好地落实全面“二孩”政策的目的；要依靠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前提出发，进行一系列改革，为生育政策的调整清除制度性障碍。
孙金海
中共平顶山市委党校
我国近年来制定了一系列与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相关的法律法规，法制管理水平得到逐步提高，但是在新农村民主法制建设方面依然存在较多问题。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在新农村民主法制建设方面的探索与实践，为解决基层民主法治建设难题提供了有益思路，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杨发祥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茹婧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西华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讲师
“村改居”社区处在农村与城市中间地带的特定区位，具有可高度辨识的空间结构和空间特质，空间的生产更是一个随着国家的发展战略不断调整和变迁的“场域”。同时，生活世界又以自在的方式重构“村域空间”的内容。因而，在空间分析的基础上透视生活世界，更能够让我们真切地理解在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中，人们的家庭、邻里、社区等日常生活关系的内涵与变动。
傅莹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社科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首席专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特邀副理事长
考虑未来秩序需要超越现有概念，例如可以提出“全球秩序”这样一个更加宏观的思路，最大限度地容纳全球治理、大国协调、多边合作、南北对话等等，把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各种支柱和环节都包容进来，关注到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利益，提供一个大家都能舒适地居于其中的秩序屋顶。
焦长权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周飞舟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研究方向:发展社会学、经济社会学、中国社会史,著有《制度变迁和农村工业化》等
“经营村庄”的一个重要目标是获取城市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以维持“经营城市”模式在新时期的顺利运行，“经营城市”所形成的高额土地极差收益和土地指标短缺，是地方政府“经营村庄”的最大动力来源。“经营村庄”将大量普通村庄纳入到“经营城市”的过程中，并把农村宅基地、耕地及更多相关生产要素裹挟进来。二者织就了一张复杂而庞大的经济网络，将诸多非城郊的普通村庄与城市发展连接起来，构建了当前经济发展过程中特殊的城乡联动机制。
傅宏宇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讲师,中外财经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法、知识产权法
美国近期通过修改预算法律，调整预算立法程序，设置自动减支机制和减赤措施，实现跨年度预算平衡，保障预算的依法制定并执行。美国的预算立法及实践可为我国预算立法改革和制度建设提供参考。
韩春晖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教研部教授
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与审判权相分离是域外法治国家及地区的普遍经验，并在历史流变逐步形成了典型的外部分离、非典型的外部分离、典型的内部管理和内外双轨制四种模式。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五点启示：一是司法行政人员数往往与审判效率成正比；二是应当形成法官主导的司法行政事务决策机制；三是应当建立决策、执行与咨询相分离的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机制；四是应当建立司法人员享有启动权和评判权的两权之间协调机制；五是两权分离的改革应当与司法审判民主化的改革同步推进。
刘佳
北京联合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后
刘昊凝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中国文化软实力传播应构建多样化的战略，这是由受力对象客观存在的群体差异所决定的。然而，中国文化软实力传播在战略主体、战略过程以及战略客体方面都存在着单一性问题，这种不匹配直接导致了发力与受力之间的冲突。在未来战略中，有必要进行反应性改革，通过促进客体角色转变实现主体多样化，拓展内容与形式实现过程多样化，关注薄弱受力群体实现客体多样化。只有这样才能突破当前的单一性困境，使中国文化软实力传播获得实质性的提升。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