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范逢春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从事地方政府治理研究
我国的“城市新贫困”问题呈现代际传递、人口老龄化及机会公平剥夺的新特征。对“扶贫”现状的反思呈现了当下城市新贫困“治理”之弊；将“扶贫”等同于“治理”，因而城市新贫困治理的理念缺失、主体单一、模式僵化，“扶贫”始终耽于“授人以鱼”的困囿。
何艳玲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研究领域:城市与地方政府管理、政府改革、非营利组织,著有《公共行政学史:新视角》等
地方行政改革往往陷入“无变革的改革”困局，这一困局与现代国家建设路径有关。中国现代国家建设是嵌入在政党中的特殊的国家建设，其特殊性体现为现代国家建设任务的一系列替代。替代逻辑决定了中国地方行政改革的三个约束：国家利益还是部门利益冲突中的价值约束；党政分开还是党政合一悖论中的政治约束；公众参与还是公民协商选择中的结构约束。囿于这些约束性条件的地方行政改革虽然层出不穷，但其本身并不会带来变革。
张晓峰
黑龙江大学公共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员,黑龙江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中国的改革是一个从无序向有序过渡的渐进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是彼此交织在一起推动政策创新和发展的，不存在纯粹的理性因素或纯粹的非理性因素的作用。推进决策的科学化，必须始终将改革政策的运行置于理性掌控之下，同时尽量避免将理性绝对化的“理性僵化”现象。在理性指导下充分发挥非理性因素的作用，同时尽量避免将非理性因素绝对化的“非理智”现象。
颜烨
华北科技学院安全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教授
区域重大安全风险的影响具有跨域性，其治理需要区域性协同治理。当前京津冀地区在人口巨流、环境风险、公共安全、社会冲突等方面表现出“热点性”安全风险，主要由社会建设与经济发展不协调、安全风险治理与经济发展不同步、资源机会的区域性配置不合理所造成。
卢光亚
四川大学硕士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欧盟各个成员国开始寻求实体经济的回归,在经历了数十年去工业化后,欧盟开始重新确立实体经济的地位,扶持战略新兴产业。本文分析了欧盟再工业化的背景与原因,并对于欧盟再工业化的实施框架进行解读。
祁凡骅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国家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王丛虎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国家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负面清单模式是中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终极版，其背后所蕴藏的治理价值包括开放的国际认同、分权的市场主导、透明的廉洁政府和法治政府等几个方面。但是，负面清单模式的实施推广仍面临并需应对三个不可回避的挑战：一是民众对政府角色期待的心理定势与负面清单理念不匹配，二是政府治理能力与负面清单模式的需求不匹配，三是政治系统的负面清单理念与政府负面清单理念存在偏差。
王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王青
市场流通研究室主任
漆云兰
市场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进入新世纪以来，欧洲物流集群和产业集群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萨拉戈萨、莱比锡等一些具有区位优势的欠发达地区城市，快速成长为欧洲重要的新兴物流集群。而要素、资源和基础设施条件相对优越，大型龙头企业的引领带动，以及各级政府的重视和支持，都成为这些集群得以快速发展壮大的重要支撑因素。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欧洲新兴物流集群和产业集群发展的有益经验，对我国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作用。其中，依托科学的发展规划，政府注重加快完善物流和产业基础设施，注重发挥大型龙头企业的引领带动作用，增强物流集群知识创新能力的培育等，都将是我国物流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的重要途径。
王迪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师,社会学博士
我国城市社区自治组织改革从“民主化”目标到“再行政化”结果的转变过程，体现出改革中的“国家”角色及其作用是具有多面性和复杂性的。改革之初，以中央政府为代表的国家决策者具有较强的自主性，有着明确的政策目标并大力推行；改革执行过程中，国家中各层次的政府部门面临着不同的政绩驱动和考核压力，对改革的态度呈现出异质性，在实践中因自身需要和利益而制定策略，从而造成改革目标的偏移、改革成效的消解。
徐彬
徐州工程学院经济学院副教授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当前江苏省经济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深入研究金融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系，充分发挥银行信贷、证券市场的作用推动江苏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分析了产业升级的金融支持机制和江苏省金融支持产业升级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健全金融服务体系、重视资本市场发展，扩大直接融资等政策建议。
徐长春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
从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看,中国对美国证券投资主要集中在国债领域,占中国对美国证券投资的近60%;其中,中国对美国国债投资又集中在长期名义国债,占同期中国持有美国国债的88%。总体看,以前中国对美国证券投资属于风险厌恶型的投资者,致力于通过证券投资实现资产保值。鉴于美国国债利率长期下行趋势已经确立,中国外汇储备投资应遵循多样化原则,以资产保值更要增值为目标,支持国家新时期"一带一路"战略,调整现有外储区域和领域布局,更多投资全球优质资产。
张国斌
察哈尔学会秘书长
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方方面面共同努力。因此，推进文化的产业化，加强“文化营销”，使更多的文化产品通过市场渠道“走出去”则成为了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最有效的策略之一。
谭忠秀
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
现代社会中，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经历过文化不连续性，研究教育中的文化不连续性对个体发展的影响，可以更好地帮助学生避免或减少文化不连续性产生的负面影响。
高学德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
要构建当代中国社会的人际信任特别是陌生人信任,可通过两条路径达成:一条是通过强化熟人信任进而提升陌生人信任的复制性路径,另一条是独立于熟人信任进而寻求新的陌生人信任的创造性路径。
邢成举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讲师,研究领域:农村发展与乡村治理研究
“军令状”式扶贫管理机制，有助于地方政府在扶贫工作中自我施压并调动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但是压力性体制下的“扶贫军令状”在由上而下的巨大工作压力和运动式治理中，往往会导致地方政府扶贫工作的一系列应对策略，从而扭曲扶贫工作的初衷和本质，进而造成政府贫困治理的失灵。
竭仁贵
宜宾学院宜宾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系老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领域:大国关系与国际战略
在海洋霸权国国力大于或小于或等于大陆均势中的有关国家的不同情况下，大陆均势可以分为不需要海洋霸权仅凭大陆国家就能形成的大陆均势和需要海洋霸权且支持其中一方才能形成的大陆均势。不同的国力对比和均势构成情况，对海洋霸权与大陆国家的政治安全与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
金永明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海洋法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秘书长
菲律宾和“仲裁庭”无视中国的立场和态度，执意推进并作出裁决，违反仲裁基础的国家同意原则，“仲裁庭”作出的任何裁决对中国无效。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