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时殷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当代著名国际政治学者、国际战略家、著名美国问题学者
中国对自身的复杂性和多重身份须有自我意识，不应将自身想象和表现得过于理想，以免加大我们言行之间的鸿沟并削弱自身信誉。与此同时，我们还须改善自身在一些关键领域的国际行为，以提升我们的的国际信誉和影响。
苗红娜
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研究领域:政治文化与政治社会化、比较政治经济学,著有《制度变迁与工人行动选择——转型期国家-企业-工人关系研究》等
国际政治一体化和全球治理的兴起，加强了国际体系结构及制度规范与国际行为体的互动关系。在国际行为体互动过程中，如何内化国际规则和制度、传播国际体系文化，以及实现全球治理，是国际政治社会学的重要研究内容。本文认为，中国作为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建设者，必须积极回应和创造性地介入国际政治社会化进程，从文化层面提升全球治理的有效性。
周林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我们看到，很多学者在拿到终身教职之前，也是需要发论文的，前面那个坎得过，过了以后，终身教席制就会保护你的学术兴趣，你可以想干什么干什么，按照自己的兴趣、特长，按照你对经济学的认识做你想做的事情。终身教席制的意思是，让不行的人退出去，剩下的人就是，我相信你的能力，我相信你作为一个学者的责任心，我不再担心你在做什么事。
周雷
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南京大学紫金传媒智库双聘研究员
发生在中国的南海“脱华”，它是物理性的和认知性的，中国正在加速陆地化退缩，形成一个四面危邻的陆地之岛，尴尬的是，郑和这个惟一国际航海人物，清朝、民国、早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的文人和知识分子都甚少讨论，对于魏源等人来说，郑和不是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吗？
许杰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教授
在理论和政策层面，迄今仍未弄清“建立现代学校制度”问题的根本和解决问题的路径，致使实践层面的学校作为现代学校制度建设的核心主体，在这一进程中呈现缺位和错位的表征。学校主体性危机是现代学校制度建设的误区。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亟待重构学校主体的功能定位，提升其主体性。
胡永泰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教授、复旦大学兼职教授
从外面来看中国的制度，我担心很多大学已经很接近完全官僚化的评价制度，这种评价制度就只看文章发在哪一个杂志就够了。但是，还应该问问学者，特别是经济学者，自己对社会有什么贡献。
朱峰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研究领域:东亚安全、国际安全理论、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评介、中国国防与现代化,著有《人权与国际关系》等
从中国来说，我们的立场和意志都是坚定的。我们既不能跟着仲裁裁决走，也不能跟着有关国家在仲裁案问题上的政治喧嚣走;既不能随着美国刻意在南海扩大军事化的步伐走，更不能随着仲裁案激发的民族主义情绪走。
周雷
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南京大学紫金传媒智库双聘研究员
中国在岛礁建设的可能生态破坏，海洋近海污染，南海国际货运的生态安全性，中国资本输出模式的国际合规性都要自己加强注意和监管，否则为大格局、大设计、大谋略不断提供证据链、导火索和火药桶。
吕红娟
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综合部主任助理、编辑
衢江在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的探索性实践可圈可点，选什么样的突破口，从什么地方入手，路线图怎么制定，衢江都做了努力，努力的方向值得肯定，值得研究。
郭永良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边境与出入境安全研究中心讲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生
我国反恐举措密集，但恐怖态势却愈发严峻，问题的根源可归结为“精英反恐模式”的症结。该模式已不能充分满足反恐的现实需要，亟须结构性地嵌入社会公众的力量，形成全民反恐模式。未来构建我国反恐模式时，应以社会公众的反恐参与权为逻辑起点。反恐参与权由知悉反恐信息权、防范恐怖风险参与权、处置恐怖事件参与权和制裁恐怖行为参与权等四项权能构成。
黄先海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研究领域:国际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著有《蛙跳型经济增长——后发国发展路径及中国的选择》等
王煌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
供给侧改革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新的视角。通过“社会管理-资源配置-组织结构”三位一体运行机制的路径选择，能够有效创新社会治理体系，形成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张烨
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叶翔
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
由“返乡潮”牵扯出来的返乡子女问题以及政策，其实是农民工子女的一个综合问题。它既是一个“他乡”与“故乡”文化冲突在农民工子女身上的直接体现，也是流动、留守以及正常农村孩子身份的一个关联性节点。在一定程度上，它仍是一种“漂移”所带来的综合社会问题，也绝非孤立政策所能解决的。
任中平
西华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研究领域:政治学、哲学,著有《巴蜀政治》等
何建庭
当前的反腐败斗争正在从以治标为主转向标本兼治，从运动式治理转向法治化治理。我们党长期以来反腐败斗争的经验深刻表明：只有坚持反腐败斗争的法治化治理，实现反腐败斗争的常态化，逐步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才能从根本上治理腐败这一顽症。
李利安
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院长
现在是人们穿暖了吃饱了以后的信仰道德危机，而且是全球化时代文化飞速发展时期的道德沦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如此文明进步的社会制度背景下所出现的道德滑坡。所以，严格来讲，现在的危机更加严峻，也正因为如此，现在可以说是历史上道德问题最严峻的时期。
徐湘林
北大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研究领域:比较政治学、中国政府与政治、公共政策
改革成功与否，取决于现有体制是否有灵活性，有适应性，是否能及时调整自己，来面对转型所带来的挑战。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第一把所有的问题意识形态化，政治、法律、道德和社会的不同问题全部都意识形态化；第二，把政治问题概念化，什么问题都拿一个概念去概括，不去深入探究。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研究领域: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著有《未竟的变革》等
“居民”适用于一个没有流动性的社会，如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下的社会，而“公民”则适用于一个流动性很大的社会。当今，社会流动性已经很大，并且社会流动的趋势会越来越强。这需要把“地方公民权”（或者“居民”）转型成为“国家公民权”。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