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刘贞晔
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全球公民社会研究:国际政治的视角》等
全球体系结构和世界发展结构发生巨变，西方世界在全球体系中的传统主导地位面临全新挑战，新一轮工业化进程颠覆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核心-边缘”区位，全球化发展出现大翻转，经历了长期的经济全球化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之后国家主义治理范式强势回归，中美关系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和历史性转折，等等。如历史惊雷般的大变局和大转折，等待着我们以超级理性的态度来把握和定位。
王建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研究员
中国社会收入的“二元结构”是典型的“工字型”结构，上面有一部分高收入人群，中间的中等收入群体很小，下面是一个庞大的低收入人口主体。这种“二元结构”早就不单纯是个理论，而是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经济增长的现实障碍。因此以城市化为纲，打破二元结构，引领中国经济从外需转向内需主导增长，就是既关系到在短期内制止经济下滑，又决定着到2035年能否实现现代化的最主要宏观政策与战略任务。
王缉思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
40年前，共同的安全关切让北京和华盛顿走到一起，并在建交过程中克服了台湾这个障碍。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极大拓展了中美经济合作。与此同时，两国各阶层人员交往频繁，不仅加深了正面的相互了解，更清楚地认识到双方政治制度和价值观是多么的不同，尤其是过去几年，中国和美国都经历了国内的重大政治变革。然而，一旦利益分歧与难以妥协的政治价值观相结合，中国和美国更有可能变成长期的战略对手。
李伯重
清华大学教授
过去十年，中国的科研投入增量占据全球科研增量的40%，同时带动的是学术论文的井喷。但这等于中国学术的影响力在与日俱增吗？答案可能相反。井喷的背后是大量学术垃圾的生产。在中国提倡“自主创新”之时，学术也不应该忘记创新的使命。目前学术研究之所以缺少创新，源于学者“根深蒂固的心理障碍”，学者必须“真心诚意”，不仅仅不做抄袭、剽窃之事，更要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从“小”的题目做起，在研究中有所创新。
埃里克•法恩斯沃思
美国美洲委员会暨美洲协会副主席
中国目前已经成为拉美地区老练的参与者。对北京而言，关键是要更好地了解在拉美地区活动的独特要求，注意带有地区敏感性的言论和行为。就美国方面而言，应该争取将中国的合法活动纳入更广泛的区域建设，寻求就区域问题进行高级别定期对话，以解决冲突，并在冲突发生前防止困难的出现。这不应该是事后的补救，而应该是两国区域议程中的优先选项。
归泳涛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近年来，美日两国与中国在东海和南海问题上的竞争日益突显，但又控制在军事冲突的门槛之下，形成了所谓的“灰色地带”之争。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倾向于采取直接行动制衡中国，日本则首先致力于改革国内体制和提升自身能力;美国更重视秩序之争，日本则聚焦于主权之争，这导致两国在利益和政策上出现分歧。“灰色地带”之争已成为中美日博弈的一种新形式，今后可能长期持续下去。中国应该就此提出自己的概念，并围绕案例展开更深入的理论和对策研究。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
傅高义本人认为中国更须学习日本，特别是学习日本在发展过程中“做得比美国好的地方”，而不要“学美国不好的地方”。日本人总的来说富而不奢，不像美国人那样过度消费；日本在社会公平与和谐方面虽然不如过去，但仍然比美国做得好，特别是企业内部比较平等。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很长时间里，中国的确是向日本学习的；或者说，日本是中国重点学习对象之一。
张涛
中国建设银行金融市场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青年论坛会员
观察近年来央行的调控，无论是在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还是在推动汇率改革的过程中，央行的基本思路均是“寓改革于调控之中”，而已有经验显示，该思路的实际效果很好，因此一定会得到延续。可以大胆猜测，这一次央行很可能会将降低贷款利率内嵌于利率并轨改革中，目前1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为4.35%，而1年期定向中期借贷便利（TMLF）的利率为3.15%，理论上利率并轨后，贷款利率存在一个百分点的下降空间。
夏斌
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
中国在整个体制转轨时既讲市场机制又讲行政干预机制，两者的最佳搭配体现在某一项具体政策上，应该有什么样的约束条件？需要另外有什么样的制度做补充等等，这是搞政策研究需要下的苦功夫，是真本事。现实不是从概念到概念的讨论所能解决的，也不是看几本书能搞懂的。中国这么大，如果落脚点是研究中国的政策，你必须要了解中国长得什么样，是什么状况。
沈建光
经济学博士,京东金融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当前提振消费的重点仍应放在收入端，加快落实结构性改革的各项措施仍是关键。首先是在居民端，加大收入分配改革力度，提升居民长期可支配收入水平。第二是在企业端，加大减税降费的政策力度，改善企业盈利，稳定就业预期。第三是加快推进农村土地改革，增加农民群体财富收入，释放农村消费潜力。
郑秉文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咨询专家委员会委员
社会保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贡献是使企业组织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使个人成为“自由劳动者”；社会保障成为市场经济运行的调节器和社会稳定的安全网。中国社会保障40年来取得的成功经验与遗留的主要问题均源自“多点试错”。未来社会保障改革有四个取向：社会保障高速度扩张亟待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社会保障明显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应尽快解决，社会保障顶层设计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举足轻重，社会保障改革坚持“精算平衡原则”意义深远。
约翰·柯顿
多伦多大学 G20 研究中心教授
对于处于争议中心的全球治理机构，很少有系统性和对比性分析，同时也缺乏对它们在面临需求的独特使命、体制特征和业绩上的专业研究。自1919年以来,全球治理经历了4个主要阶段：国际联盟阶段、联合国-布雷顿森林体系阶段、七国集团阶段和二十国集团阶段，这4个阶段的全球治理机制各有其制度方案、表现、缺陷和增补，当今全球治理体系有新的时代特点，需要新的改革方案。
杨宜音
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教授
闫玉荣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
陈梓鑫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生
小猪佩奇以其在幼儿动画片中稚嫩可爱的角色而被归类为“社会人”。在这一概念与对象极其不对称的现象中，“社会人”究竟被理解为什么？在“社会人”的符号表征由“大金链子”、“社会哥”到“小猪佩奇社会人”的转换过程中，小猪佩奇所表征的“社会人”含义与其他通常的“社会人”表征之间又具有怎么样的关联与区别？
程实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研究部主管
钱智俊
工银国际高级经济学家
为应对中国经济下行压力，稳健中性、边际趋松的货币政策立场有望长期延续。得益于此，利率传导机制所面临的两大难题有望加速消解，从而为利率并轨创造技术条件。2019年利率并轨的准备工作预计将双管齐下，渐次强化未来新基准利率的政策信号、削弱基于旧基准利率的隐性引导。受此影响，2019年，降息如果发生，其政策工具更有可能是公开市场操作利率，而非存贷款基准利率。
滕泰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兼职教授
如果一个经济体中大部分行业处于新供给形成和供给扩张阶段，这个经济就会充满活力，其经济增长速度就会提高，整体运行趋势是向上的；反之，如果一个经济体的较多行业处于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阶段，这个经济体的活力就会下降，其经济增长速度就会降低，整体运行趋势就会向下。
邓曦泽
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在现代化道路上，在理论上，因为亚洲缺乏原创的思考，所以被遮蔽而呈现为缺乏思考。在实践上，老师与学生一起竞赛，老师既是竞赛规则的制定者，也是成绩最优者，美、欧位列第一第二，亚洲第三。这意味着，在国际上，一种思考和声音只要不被美欧关注和传播，就注定不可能成为一种真正的具有国际意义的思考和声音。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