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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申端锋

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在乡村振兴问题上, 已经形成了一个城市化的乐观派, 其理由主要是城市中产阶层的消费需求, 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动力。乡村建设的主流方案是发展乡村旅游, 将田园风光打造成为城里人的消费品。但在城乡关系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的背景下, 城市化振兴乡村可能只是一种幻觉, 城市化也许能为城市中产阶层建设美丽乡村, 却无法改变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为了实现城乡关系的平衡, 必须要确保农民对乡村建设的领导权和参与权。

黄季焜

北京大学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目前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问题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理清市场和政府各自不可替代但又相辅相成的作用,让市场更好地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改善市场环境、弥补市场失灵和提供公共品,从而提高农业生产力和竞争力并促进农业的转型。在农产品方面,因为水土资源有限,要在全球背景下解决中国的农业发展和食物安全问题,农业发展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要把提升高值高效农业的生产力、食品安全和培育这些产品的市场作为未来国家支农的重点。

沈建光

经济学博士,京东金融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当前A股市场刚刚回暖,并未到达2015年的非理性上涨,但仍要警惕国家牛市的教训,避免用政府信用为股市直接背书,进而使投资者陷入非理性情绪、认为市场“只涨不跌”,疯狂推高入市资金杠杆率的同时,造成了股市的快涨快跌,与监管层期待的慢牛走势相去甚远,甚至泡沫破灭后投资者不得不承受惨重损失,资本市场也错失了几年良性发展的时期。

连平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金融40人论坛成员和理事

鉴于各国经济的发展水平、经济结构、融资结构、债务结构和债权结构有很大不同,简单地根据一些数据说中国杠杆水平很高并不合理。从数据的国际比较看,中国目前的杠杆水平并不很高,即使略高些也还是可以接受的。从总体上看中国实体经济的杠杆属于中游水平,并不等于说中国不存在杠杆过高的问题,中国的杠杆问题是个结构性问题而非总量问题,其实质是有的部门杠杆率偏高。

吕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研究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

2018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六项重点任务,第一项就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增强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如何落实好这项重要任务、更好以创新助推制造业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是当前的一项重要课题。应该看到,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主体是企业,核心是实现发展动力的转化,关键是提升企业的创新动力和能力。下一步,要重点围绕解决制造业面临的融资难、综合成本高、投资收益下降等实际问题,营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营商和创新环境,加快制造业强国建设。

林双林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中心主任

我国人口正在老龄化,将来农村人口会越来越少, 年轻一代不能指望子女养老。而国家发放的基础养老金有限,不足养老保障。国家对老一代农民所担负的责任大,因为那时没有人口流动自由。现在国家允许农民进城务工,人口迁徙自由,年轻人可以到处打工创业,农村收入也在提高,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国家对新一代农村人提供的机会更多。所以,年轻一代农民不能完全依赖国家养老,应该为自己养老做准备。

余淼杰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博雅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青年学者、国家杰青基金获得者

我国对外开放的四十年实践,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广度开放、深度开放以及全面开放。从1978年到2001年,我国的开放属于广度开放阶段,主要体现在各种经济特区、经开区、工业园区、高新区乃至出口加工区的设立。第二个阶段是从2001年底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到2017年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前的这个时段。第三个阶段则是2017年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后所强调的推进全面开放新阶段。

陈明

管理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改革开放40年来的农地制度改革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的关键词分别是:责任制、家庭经营、承包经营权和农业经营体系。农地制度改革折射出40年里国家治理层面的逻辑转换。在激励逻辑上,表现为“生产性激励”向“治理性激励”的转换;在制度逻辑上,表现为“经营性制度”向“财产性制度”的转换;在政治逻辑上,表现为“管控型政治”向“回应型政治”的转换。未来农地制度改革要充分考虑乡村分化、财政约束和央地关系等方面的现实境况,明确若干操作性路径。

高启杰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推广与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今年一号文件中提到的8方面工作可以分解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基本任务,即前4个方面的工作,另一部分是组织与制度建设和创新,即后4个方面的工作。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需要在资源配置、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创新创业、公共服务等方面向农业农村领域倾斜,逐渐矫正产业之间、城乡之间的失衡状态,从而实现均衡发展。不难想象,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农业农村优先发展都会是国家政策的基本考虑。要使这一政策真正落到实处,关键是要促进产业发展和乡村建设。

李巍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

赵莉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

随着中美经济竞争特别是技术竞争的全面加剧,美国很有可能将投资壁垒与关税壁垒、出口管制甚至是金融制裁进行议题联系,从而增加对华经济博弈的筹码。一方面,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必须逐步接受赴美投资环境恶化的事实;另一方面,中国也需要苦练内功,严于律己,始终坚持合规经营,同时提升自身的独立研发能力,以应对日益严峻的经济竞争压力。

袁惊柱

助理研究员,农业经济学博士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如果不能实现企业去行政化管理,则不能保障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经营主体,相当一部分“混改”后的企业的决策与经营行为没有根本性改变,主要原因是法律和政策体系的缺失。混合所有制改革虽然改变了国有独资的股权结构,但是仍然在国有股权比例上存在一些问题,国有绝对控股、国有相对控股、国有参股的功能和管理方式没有得到进一步明确,存在同股不同权问题。

李锦

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国有企业中有一支特殊的公司,这便是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这类企业因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加剧,其自身生存成为近年社会关注的焦点。特别是随着政府平台公司作为地方政府投融资主体的历史使命基本完成,为这些依附于政府的上万个企业化解风险加快市场化转型,是当前国企改革不可或缺的内容。

秦勇

太平洋集团资产管理部高级宏观分析师

当下一方面美国可能也越来越意识到贸易逆差虽然与中国的结构调整息息相关,但结构调整又决定于中国是否真正加强和维护市场机制与中国独特的经济发展思路,迫于贸易摩擦对中美两国的经济甚至全球经济正在产生负面影响,仍然可能会先达成一个框架;另一方面,美国也明白如果看不到中国市场机制的建立,理清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协议对改善美国企业在中国的境况可能作用甚微。而企业层面的摩擦又很难时常上升到国家层面,因此这场中美的贸易争端可能会在未来很长时间时时牵动市场的心。

汪涛

瑞银亚洲经济研究主管、首席中国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

过去两周,中美双方持续进行贸易谈判和磋商,中美达成贸易协议的可能性似乎正在提高。虽然下次“习特会”的时间和地点尚未商定,但近两周的会面取得了一些积极进展,双方就主要问题达成了原则共识,为将来达成协议奠定了基础。我们认为双方可能会在3月或4月的“习特会”上达成初步贸易协议。双方在3月1日之后会继续谈判、关税不会上调或进一步推迟上调。同时,今年达成更广泛的框架性贸易协议、逐步降低或取消此前加征关税的可能性有所上升。

李迅雷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下行,区域经济的分化也愈加明显。近日,全国31个省份均公布了2018年各自的GDP总量及增速,引发大家对区域经济发展前景的热议。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已经从高增长步入到结构调整阶段,资金流、人口流、货物流和信息流通过市场的力量会不断集聚到某些区域,从而让这些区域成为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心。那么,未来中国经济的重心会落在哪些区域上呢?

王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邓郁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邵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房地产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一个好的住房制度和长效机制至少需要具备以下四个要素: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现代化房地产市场体系和保障能力;在实现“住有所居”基础上,全面改善住房条件,提升居住品质;实现经济、社会和住房市场协调发展;全面提升防范房地产领域系统性风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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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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