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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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姚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采访者:张弘
2019年的经济走势主要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一是一季度政府的资金强刺激能否起到作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能不能理顺，让血液从心脏喷出来之后能不能达到毛细血管。二是要注意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中美贸易摩擦对美国尤其是华尔街的影响很大，中美双方在2019年3月可能会达成一个协议。加上恰逢美国大选，下半年选战真正开始时，民主党和共和党都会拿中国来说事，贸易战可能会硝烟再起。在这两大因素里，前者我们能控制，后者充满了诸多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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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益龙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以往的农村反贫困主要采取“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自力更生、开发扶贫、全面发展”的扶贫开发模式，实施精准扶贫战略则是顺应新时代农村扶贫的新要求。精准扶贫要发挥持续反贫困的功能，就需要具备一套长效机制。精准扶贫的长效机制是针对那种将精准扶贫“狭义化”“短期行为化”而采取的策略，其实质上就是系统化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建设，主要包括扶贫对象的精准识别机制、扶贫资源的多元筹集机制、扶贫资源的高效传送机制和扶贫行动的精准实施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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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
总体来看，各地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开局良好，取得初步成效，但乡村振兴仍处于起步阶段，距离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目标，距离广大群众的期望仍有一定差距，进一步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还面临着一些问题。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仍是最大短板，乡村要素投入和部门协调推进的体制机制尚未形成，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不足，乡村产业发展质量和水平仍需提升， 农村地区基层社会治理有待加强， 推动农业农村绿色发展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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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殷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未来颇不确定，与先前40年内的任何时期相比肯定危险得多。中美两国的智识和政治能力都确实有限，而普天之下每一代人的记忆一向相对短暂。中美两国距离潜在的“修昔底德陷阱”依然甚远，但与过去40年内的任何时期相比绝非远在天边。相关的“底线思维”或最坏情况设想不可或缺，由此而来的忧患意识和审慎将有助于避免最坏情况的进一步趋近或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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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格•班多
卡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本月早些时候，朝鲜情报部门负责人金英哲访问华盛顿，确认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和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可能于下月举行第二次峰会。金正恩同韩国总统文在寅已经有过三次会面，他们不久有望在首尔举行另一次会晤。不管怎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现在领先，他见过金正恩四次。而弗拉基米尔·普京和安倍晋三正在等待他们的第一次会晤。这些数字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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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岳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在国家治理的已有模式中，行政能力和公众参与尤其受到学者和政府的重视。但是，行政治理与公众参与在运作过程中都存在显著的弱点，而法治国家的建设则能够有效克服行政治理和公众参与的内在缺陷，为善治的实现提供条件和保障。鉴于此，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当前加强法治中国的建设，应强化党对司法系统的政治领导，提高人民代表大会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力度，进一步完善行政诉讼体制机制改革以及诉讼受理制度，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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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卫东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院长、凯原讲席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时至今日，“法治中国”似乎已经成为拥有十四亿人口的这个巨型社会的基本共识。但是，显而易见，人们对法治概念本身仍然还存在完全不同的理解。不得不承认，如何在权力、规范、具体机制等层面切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仍然是一项尚未完成的系统工程。与此同时，全世界也正面临数百年一次的结构性转型，探索政治经济的新体制以及法与社会发展的新范式，这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势必产生深刻的影响。为此，我们有必要梳理正在面对的问题群，比较不同的主张和举措，防止政治的或者文化的保守主义回潮甚至过激化，从现实的断层和隙缝里发现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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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巍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张玉环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经济外交项目组成员
2018年，中国的经济外交遭遇了异常严峻的挑战。一方面，在特朗普政府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冲击下，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遭遇重大挫折，全球多边贸易机制面临崩溃，中美贸易战也全面打响；另一方面，受多种因素叠加影响，“一带一路”建设在多个国家遭遇风险，不少项目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在此背景下，中国展现出较强的韧性，在全球、区域和双边多个层次通过积极开展经济外交活动，同时不断进行调试，以审慎和灵活的态度来应对中美贸易争端并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WTO）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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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雪峰
武汉大学教授,专注乡村治理与建设
当前乃至未来20年，中国社会科学的重点不是规范化，而是在深入的田野调查基础上的野蛮成长。当前的社会科学时代是野蛮成长的时代，是英雄主义的时代，是出大师的时代，是建立学派的时代。目前社会科学界对此缺少认识，多是工程师心态，甚至技术员心态。再过20年，中国会有在百家争鸣基础上形成的若干对中国实践具有解释力的社会学学派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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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刚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
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上半场，即高速增长阶段。现在已经进入下半场，即中国特色主义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阶段。我们认为，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构建与网络空间的发展高度相关。新的网络空间可以把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中物与物、人与物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映射出来，为知识的创造、转移和应用创造了条件，为现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重构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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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原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国家安全研究室副主任
对于国际政治新形势新变化， 各国智库和研究机构均给予了密切关注并提出了自己的分析和建议。 追踪和掌握国际高水平智库在相关议题上的最新研究动态， 了解其他国家战略界的认识视角和应对思路， 有助于我们从多方位的视角看待相关问题， 更有效地提出自己的对策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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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登新
教授,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美国证券市场及养老金投资
现行A股主板、中小板、创业板IPO标准均属于“工业版标准”，它设置了高门槛的盈利标准和净资产标准，过于看重企业过去的盈利水平，忽视创新企业的“轻资产”、“高成长”特质，无法适应新经济时代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要求，因此，为了提高A股市场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我们推出了全新的科创板以及与之相匹配的注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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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峥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助理研究员
中美太空合作能够有效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为两国民众带来现实好处。太空探索能够带动一系列的太空产业，包括太空工业、太空农业、太空资源利用、太空能源、太空旅游等等。上述产业能够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推进工业技术的进步，解决气候变化、能源枯竭等一些全球性难题。太空产业带来的新产品、新服务能够改善民众的生活，给两国带来社会更加进步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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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中国有效投资的潜力空间是可观、可用、可贵的，但是要释放中国这个潜力空间，一定要和改革创新呼应、配合在一起。策动改革这方面，显然对政府的挑战性的问题，就是政府首先得思想解放，如要按照因循守旧的套路，无法想象这种开拓和创新。思想解放，观念创新中间，政府还得放低身段真的做职能转变，自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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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建光
经济学博士,京东金融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纵使中美之间存在诸多分歧，也应分层次来看，将多重问题混为一谈，不仅无助于明晰谈判边界，更容易直接导致谈判陷入僵局，使得本已经处于“非常态”之下的中美关系更加复杂，加大贸易战升级的风险。相反，考虑到经贸关系具有双赢或者双输的属性，是两国关系中最容易破局、取得共识的部分。在谈判中就经贸谈经贸，有助于搁置分歧，取得阶段性成果，避免贸易战升级以及其他领域的急转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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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跃文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资本市场与公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以“宝万之争”为代表的资方争夺上市公司控制权事件、某些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清仓式减持”、以利益输送为目的的并购重组、乐视网、獐子岛、长生生物等上市公司不当经营危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事件时有发生。这些并非孤立的事件持续冲击和侵蚀股市稳定发展的基础，表明我国股市内在矛盾正在特定条件下不断激化。去年以来，受中美贸易战等外部因素诱发，股市再次出现较大波动，成交量大幅萎缩。股市本轮震荡不仅仅是实体经济波动的反应，根本原因是市场稳定运行的基础仍然不牢。结构性、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