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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库 China Thinktanks

周灵灵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

当前,新型数字消费、数字生产、数字化网链、数字化产业生态、数字化资源配置都在快速发展,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交方式无不在深刻变革。这些变革引致了对人力资本的新需求。从人力资本构成看,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是人们获取生产生活所需知识技能的重要途径,由此形成的人力资本可称之为技能型人力资本。“十四五”是技能型人力资本提质扩容的关键时期。建议在巩固《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方案(2019―2021年)》工作成果基础上,酌情研究推进五个事项。

王永中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世界经济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周学智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自中美贸易摩擦爆发以来,中国制造业对外绿地投资步伐有所加快,电子、通信和汽车等受关税影响较大行业的对外投资明显增长,对越南、印度、巴西和墨西哥的投资逆势强劲上升,对欧美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并购投资呈断崖式下降,外资企业主要通过转移订单而非撤资的方式来外迁产能,但制造业对外投资总体规模较为稳定。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和中美经贸摩擦的叠加冲击,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规模出现明显下滑,但相对于全球直接投资规模的深度下调,中国制造业企业对外投资显得较为稳健。

贾俊雪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

梁煊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博士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长达近四十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但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亦持续扩大,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地方政府以增长(效率)为导向的竞争性行为在其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新时代,为更好地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共享发展、共同富裕”这一国家发展理念,迫切需要有效矫正地方政府的竞争性行为,而其中的关键在于地方政府治理体系的完善。

华民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1905年清政府废除了“科举制度”,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1919年的“五·四运动”废儒学兴新学,从而释放了自由和市场力量,并且有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中国文明开始了从农耕向现代工业化的转型。其中,各种思想学说、各种政纲、各种转型道路之争辩此起彼伏。直至1978年的改革开放,我们才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如果我们能够彻底践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强化市场经济建设和对外开放新体制的建设,我们不仅会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经济总量,而且也会有更高的人均收入水平,中国文明的发展也将会以崭新的面貌登上世界舞台。要到达这样的境界,我们一定要走出历史,而不是重新回归历史。

刘尚希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

现在提出的财政政策叫“积极的财政政策提质增效、可持续”。这里面有几个关键词:财政政策要积极、提质增效、可持续。看起来和以往的表述差别不大,实际上还是有差异的,特别是强调了可持续,说明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有度、有分寸。这三个关键词围绕着一个目标:对冲公共风险。今年,全球疫情在收敛,中国疫情也得到有效控制。首位风险转移到了经济社会上,即怎么让经济尽快恢复,为就业和收入增长创造条件,从而稳定社会。所以,对冲经济和社会风险放在了更重要的位置上,这意味着财政政策从目标到内容都会做出一些调整。

胡波

北京大学海洋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南海局势近两年不断发酵,三类矛盾或博弈非常明显:中美间的战略竞争,中国和部分东南亚国家的主权和海洋权益之争,以及地区海洋规则和秩序竞争。中美间的战略竞争已经超越了传统的海洋争议问题,上升为影响南海局势的首要矛盾; 在海洋争议问题上,海洋权益之争的热度超越了岛礁主权争端。短期内,这些矛盾都很难得到实 质性缓解,还可能继续加剧,南海形势确实存在失控的风险。鉴于此,中国既要看到形势的严峻性和紧迫性,又要看到矛盾的复杂性和长期性,保持战略定力,设立合理目标,在与各方积极的互动中谋求管控和缓解三大矛盾的可行路径。

周小川

中国金融学会会长,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了中国“30·60”碳目标,在国际上做出了中国的承诺。这是一个值得深刻理解和落实的重要转变,这种转变并不是表述上的微调或者政策上的延续式更新,而是理念上、认识上、立场上的转变,是需要我们深刻学习领会,并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付诸实践的。目前,我们在行动落实上还有不小的差距,比如,这两年国内煤电项目还呈现较强的扩张势头,国际上与“一带一路”相关的一些煤电项目的融资仍有中国的参与。这都表明,要深刻认识并践行“30·60”碳目标并不是一个容易完成的转变过程。

邵宇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陈达飞

东方证券宏观研究员

“如果你调戏通货膨胀,它一定会嫁给你”。最肆无忌惮的“调戏”,莫过于将一切分析和政策建议都建立在低通胀基础之上。时下最流行的现代货币理论(MMT)者提出的政策建议的逻辑起点就是:通货膨胀不是紧约束。反之,如果通胀是紧约束,廉价货币与赤字融资相结合的政策空间就比较小。如果说MMT的实践在2008年之后阻止了一场大萧条,以及在应对新冠疫情中阻止了一次经济危机,那么,下一个十年,MMT的政策建议或可能被证伪。

钟正生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张璐

政策“不急转弯”,在政府工作报告得以充分体现:1、2021年经济发展主要预期目标多数回归常态,且对政策刺激多不构成硬性要求。2、政府工作报告通篇对高质量发展给予了很高权重.3、财政、货币政策安排体现了“不急转弯”的取向,强调“定向调控、相机调控、精准调控”。财政政策温和退坡情况下,这种相机灵活性或将更多体现在货币政策层面。4、围绕高质量发展的政策红利凸显、细化,包括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完善新型城镇化战略、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将给中国经济注入行稳致远的动能。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整体来看,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显示了美国市场的通胀预期在增强。但自2008年以来的世界经济,一直“沉浸”在信用扩张和资本过剩的环境中,并未出现通胀显著上升的现象。对于已经变化了的世界,基于传统经济理论对于通胀的判断,可能需要根据形势变化进行修订。对于美国和中国来说,都不太可能出现显著的通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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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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