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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库 China Thinktanks

钟正生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

张璐

平安证券资深宏观分析师

按照2020-2050年碳中和相关投资138万亿元、政府出资10%来算,政府需要承担约14万亿的支出,比2021年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预算数11.89万亿还高。财政在碳中和实现过程中的引导和撬动力量不容小觑。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庇古均衡”、凯恩斯主义的绿色“总需求管理”、熊彼特的“破坏性创造”市场经济经典理论,财政政策支持与“市场的基础性作用”能够相容。财政支持碳中和的路径包括税收改变成本、财政支出创造需求、转移支付为技术变迁保驾护航。

贾康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张晶晶

“赤字货币化”的所有学理讨论与追求,最后需落在服务于解放生产力、实现健康协调发展、增进人民的福祉、支持中国现代化强国建设事业中。针对可能出现的极端情况,我们应避免简单仓促照搬国际经验,而是要将相关利弊与风险因素综合考量,设计不同层次的预案以服务于极端化假想情况中的决策与操作。处理“赤字货币化”的关键性任务,就是要推动高水平的相关制度建设和创新,在法治化、阳光化、专业化的管理框架,发挥超常规的发展支持和绩效提升效应,服务于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由于经济实力和财政实力的差异,国内区域间现有的经济差异,将逐步转化为对未来有影响的教育差异,由此产生的教育发展水平差异将导致地区间在人才、技术、劳动力素质等方面差距的扩大,并带来更为广泛领域的差异,形成不同地区之间的“马太效应”。这可能对未来几十年国内不同区域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金碚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中国工业已经从幼稚时期,进入成年时期,转型升级是成长的必然,必须从工业化初期的工业结构体系向适应工业化中后期的工业结构体系转变。在现阶段,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实质上是要在基本完了初期工业化之后,建立向工业化中后期推进所要求的更先进和发达的产业体系。工业转型升级不仅仅表现在工业结构和工业体系的总体特征的变化上,更深刻地发生和体现在所有工业企业的战略抉择和战略走势上。实现工业转型升级,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就是要在新的更先进的技术基础上全面提升各个产业的自主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黄奇帆

重庆市原市长、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黄奇帆

城市住房问题关系民生幸福、产业发展和城市兴衰。调控房地产市场的牛鼻子在供给侧,不能等到市场需求失衡了才从需求端下猛药调控。过去20年,房地产行业高歌猛进,在驱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积累了不少问题和风险。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房地产与实体经济的失衡,根源在供给侧。可以从五个方面抓好住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是要做好城市规划,二是要控制好土地供给总阀门,三是要管好资金供给渠道,四是要增加租赁住房供给,五是要改革房地产税费制度。

王丹

恒生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有人认为世界会形成平行竞争的两套产业链,中美分别为两套体系的核心。也有人认为基于中国工业在疫情后的杰出表现,中国将会主导未来的全球生产。我们认为新的生产秩序可能介于二者之间。中国牵头的RCEP和正在进行的中欧贸易谈判会加强中国在区域产业链的核心地位,同时中美竞争会给产业升级带来持续的压力。对中国来说,需要巩固自身产业链的优势,但同时仍要坚持开放和合作,和其他国家进行优势互补。目前,中国产业链有三个特别值得关注的趋势。

钟正生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

张璐

平安证券资深宏观分析师

2020年中国显性政府债务上行速度加快,而隐性债务增速亦未见放缓。在2021年中央预算支出中,债务付息为仅次于国防的第二大开支,且占比进一步上升;在全国公共预算中,债务付息也是在支出中占比上升的科目。2021年预算报告提出,债务等重点领域风险不容忽视,并指出“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上次该风险出现在预算报告中还是在2017年,当年正值中央开展严控隐性债务增量行动。2021年3月15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要求政府杠杆率要有所降低,这使得市场对财政政策超预期宽松的看法出现动摇。

贾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储蓄率随着人均收入增长波动上行,至2008年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峰值52.2%,高储蓄率为国民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2008年后中国储蓄率转向下行,到2019年下降至44.6%。储蓄率下降对资本深化形成较大影响:2009-2019年中国资本形成总额年均增长11.4%,相比于2001-2008年19%的年均增速明显下降。因此,需要进一步分析国民储蓄变化的结构特征及其深层次问题。这可以从两个角度展开,一是国民收入与消费增速的相对变化,二是不同部门的储蓄结构变化。

贾康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当要打开一个新局面的时候,往往思想观念的视角上,首先要有一些新的气象。如果从思想解放来说,肯定不能认为人们想到的东西都是百分之百正确的,于是就十分需要有一个弹性空间去探索,去试错。这里面怎么样把握好创新和风险防范这个关系,确实比较复杂,确实在中国很有挑战性,确实在历史上的海南已有“十分困难”的感受。冲在最前面的改革者,往往在后面的下场并不好。是不是也正因为这样,前面一些先例,使我们后来的一些同志们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也不必讳言有这样的一个连带的考虑。

郑志刚

在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

在国企混改实践中存在“以国资的混”和“基金的混”来代替“引入民资背景战投的混”的认识误区。未来国企混改的突破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其一是如何通过治理制度设计使民资背景的战投激励相容,愿意参与混改。其二是如何使现有的产业集团转型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实现国有资本监管体系从管企业到管资本的转化。前不久爆发的永煤“逃废债”事件标志着国企混改的紧迫性加大。这意味着国企改革决策层需要在澄清混改过程中出现的认识误区的基础上,围绕国企混改突破的关键问题真抓实干,切实推进国企混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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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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