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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库 China Thinktanks

李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

超低利率(负利率)对中国的影响,可以沿着如下三个方向展开分析。其一,全球的长期超低利率和负利率格局恶化了中国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国际金融环境。这将通过多重渠道对中国产生负面影响。其二,目前中国还是唯一的保持正常货币环境的国家,利率仍保持正的水平,就使得中外息差成为套利对象。其三,中国目前固然仍保持着较高的利率水平,但由于经济增长下行趋势依旧,加上疫情长期化,未来一个中期内,利率下行的压力比上行的压力要大一些。果若如此,主要靠吃息差存活的中国商业银行就会受到极大的冲击。

张晓晶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

回顾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在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与此同时也积累了不少问题,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杠杆率不断攀升,或者说债务规模不断扩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前中国遇到的债务风险问题,可以看成是经济金融领域的“灰犀牛”。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以市场化风险定价为基准,来推动信贷资源的配置,就能够形成可持续的债务积累模式,债务“灰犀牛”也不会如想象般可怕。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随着国家加强预算管理,对地方债务扩张的限制进一步收紧,这一管理任务将会进一步政治化。过去违规扩张债务是经济责任,但今后则有可能变成政治责任。无论是地方政府、地方融资平台、地方国企以及金融机构,在地方负债问题上的管理将日益收紧,政治责任则进一步锁死了地方发债空间。考虑到不同地方在财力上的巨大差异,如果严格控制发债,估计很多地方什么事也做不了。

刘立之

美国乔治城大学麦克多诺商学院助理教授

数字技术极大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同样也开始影响国与国之间的互动。随着全球经济日益数字化,数据已成为一种战略资源,也将成为地缘政治的热点。数据政治之所以兴起,是因为数据在深层次上改变了权力的基础。如今,一个国家的实力不仅在于军事或贸易,还在于其收集、提炼和运用数据的能力。数据政治的大戏已经上演,未来其重要性会与日俱增。

李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项目主任

2020年中国现行标准下的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得以消除,相对贫困作为一种发展分化现象,成为贫困的主要形式并且长期存在。相对贫困阶段面临更大规模的农村贫困人口以及快速增长的城镇贫困人口双重挑战,扶贫对象需由以农村贫困人口为主转向城乡统筹;扶贫目标由减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转向拓展相对贫困群体发展能力、缩小收入差距与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扶贫方式由集中攻坚作战转向常态化推进,提高脱贫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徐奇渊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巨大的国内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强大吸引力,这是我国在全球竞争中的重要优势。如何巩固增强、充分发挥这方面的优势,进而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两会期间,政府工作报告和十四五规划都再次提到了“扩大内需战略”。与宏观调控语境下的“扩大内需”不同,“扩大内需战略”的着眼点更高、贯穿的时间线更长。可以说,“扩大内需战略”对于实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张明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孔大鹏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博士生

潘松李江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博士生

中国金融开放有四个维度,即金融市场开放、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账户全面开放,这四个维度各自有其最终目标。更重要的是,金融开放的四个维度存在优先次序,资本账户全面开放应当是中国金融开放的最后一步。在人民币利率与汇率形成机制尚未充分市场化、国内现有的金融脆弱性尚未得到充分应对、宏观审慎监管机制尚未建立健全之前,贸然全面开放资本账户,可能使得中国遭遇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冲击。

马亮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数字政府建设受到持续关注,但如何理解和建设数字政府还缺乏共识。中国数字政府建设需要关注数字政府的概念化和建设水平评估、组织间数据共享与业务协同、政商关系与数字政府共建、数字政府建设水平的影响因素、数字政府的用户使用和合供五大关键问题。绩效评估、数据共享、政企共建、影响因素 和用户使用,是未来数字政府研究需要关注的主要方向和研究路径。围绕共建、共享、共用、共治的建设目标,全面推进数字政府建设。组织理论、技术执行理论、协同治理理论等有助于加深对数字政府建设的理解和解释。基于行为科学和循证决策视角的研究,可为加快数字政府建设提供更加科学可行的政策建议。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在疫情干扰下,对中国经济增长要“三年一看”——将三年经济作为整体来看,以熨平疫情下的经济波动,同时能跨年度安排宏观政策。今年的强劲反弹是建立在去年的低基数上,在2022年以及之后,中国经济增长仍有可能回到2019年之前的长期放缓的路径上。央行此前也曾提到,货币政策需要建立“跨周期”的政策框架,这种政策思路与“三年一看”倒是相称的。总体来看,央行不会因为目前金融指标变化而改变既有的政策基调,但在货币政策执行上,央行将会适度适时“见好就收”,这将为未来几年的逆周期调整储备政策空间,增加弹药,保持政策的主动性。

张晓晶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宏观杠杆率的攀升主要来自经济增速下滑,较高的债务使得利息负担不断加重,增加经济体的不稳定性。从债务的结构来看,中国公共部门的债务大大超过私人部门的债务,这是债务的主要风险点。从作用机制来说,通胀可以降低杠杆率,但是控制杠杆率水平不能仅仅靠通胀。对于存量的债务,可以借助REITs盘活基础设施资产,通过混改处置地方政府资产来处理。对于增量债务,要打破“四位一体”的赶超制度形成传统的债务积累模式,打破政府干预,以市场化风险定价为基准,来推动信贷资源的配置,形成可持续的债务积累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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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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