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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库 China Thinktanks

王博璐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绿色金融发展研究中心绿色金融创新和标准化负责人,ISO/TC322主席顾问组成员

陆文钦

中节能咨询有限公司绿色金融业务总监,ISO/TC322国内对口工作组成员

转型金融应当以结果为导向,重点关注转型主体的低碳转型承诺与实践的可信度,并且其行动目标要与中国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一致,或者根据自身情况设置更具雄心的转型目标。转型金融监管部门应当允许转型主体依据行业和地区特征以及转型主体的起点来制定转型路径和行动方案,同时规范融资主体对资金去向和行动效果的强制性披露要求,特别是针对目前减排难度大的高碳行业,如钢铁、水泥、冶金、农业、化工、能源等行业。

徐奇渊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当前,中国内需仍然明显偏弱,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也具有暂时性,以及考虑到猪肉价格正在显著走弱的结构性因素,所以通胀并不是中国经济政策面临的主要矛盾。另一方面,外需在将来可能出现的调整和回落,以及过度依赖外部需求本身可能带来的问题,需要我们更多转向关注内需的修复进程。当前我们思考宏观经济政策框架,需要与长期的新发展格局相结合,坚持扩大内需战略,使得经济恢复的底盘更加稳固。

郑磊

宝新金融首席经济学家

“美国世纪”进入结束阶段,新国际秩序将伴随新康波周期逐渐形成。通过近百年来中美经济与社会发展情况的对比分析可看出:中国应该抓住这个历史性机遇,在新技术驱动的新康波周期开始阶段,加快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新基建”;聚焦教育科研体系关键问题,推进配套改革和创新体系建设;缩小地区的发展差距和贫富差距;妥善处理债务问题;打赢减贫、反腐、公平的三大“社会战役”;管控中美在双方各自重大战略利益上的分歧,化解东西方文明冲突,实现和平崛起。

白重恩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弗里曼经济学讲席教授

谢长泰

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教授

宋铮

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教授

王鑫

香港中文大学研究员

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快速经济增长、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是由一种“特事特办”的非正式制度推动的。它的主要特征是:在正式制度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帮助一部分民营企业突破正式制度中约束企业发展的一些不利规则,从而帮助这些企业进入、生存并成长。“特事特办”制度在中国带来的好处可以超过其给企业造成的损失,从而推动整体经济的增长。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各方面条件的变化,该制度带来的各种问题在近年来都变得愈发突出。

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讲席教授、副院长、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十四五”时期经济发展新格局的核心是“双循环”,而双循环中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国内经济大循环。金融改革的任务是构建现代金融体系,支持双循环和国内经济大循环。与此匹配,“十四五”期间金融改革的两大基本目标,一是要增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二是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底线。此外,“十四五”计划里提到了“金融调控体系、金融市场体系、金融机构体系、金融监管体系、金融开放体系、金融基础设施体系”六大体系,这是我们未来五年金融改革工作要努力追求的成果。

ACCEPT宏观预测课题组

人力资源总量是指一个经济体内考虑到人口素质(包括健康水平和受教育水平)的有能力参与经济社会活动的人口工作时间储备。在综合考虑人口结构的变化、健康和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之后,中国最近20年以来人力资源总量整体上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2019年人力资源总量相较2000年提高14%。根据预测,随着教育和健康水平的继续提升,中国的人力资源总量将在2050年之前保持平稳缓慢上升,可以为新百年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保障。我们建议,中国的人口国策应当转变为人力资源战略,更加关注人的发展,更加关注教育和健康。

潘圆圆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新冠疫情之后传统意义上的全球化可能减速,产业链的转移和重置成为当前经济学界重点关注的问题。中国是国际生产网络的主要组成部分,不加控制的产业链转移会给中国带来显著的风险。对制造业的工序细分关键在于保证“转出去”的产业能“回得来”。转移出去的工序需要帮助中国企业整体利润的提高,投资目标国的产品以中国为主要市场。中国要避免出现两种情况:某个制造业行业链整体外迁,以及关键工序、原材料、零部件、工艺流程等的外迁。

安邦智库(ANBOUND)

安邦智库是一家独立运作、第三方的非政府公共政策和经济政策研究机构。成立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现今最具建设性、最富经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安邦致力于推动社会的开放、为中国社会的尊严而奋斗。

中国提出“双碳”(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之后,获得了不小的国际影响力,即使与中国带有地缘政治偏见的西方国家,也认可中国是全球气候变化议题的重要合作伙伴。不过,这也给中国带来了更大的发展压力。从经济社会大系统来看,中国实现“双碳”目标的过程,实际上是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进行系统转型的过程,涉及到的产业发展、城市化、能源利用、交通方式、消费活动等各个方面。中国距离实现第一个碳目标——2030年“碳达峰”只有9年时间,立足于全球第一的碳排放基础,中国未来的碳减排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林伯强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教育部2007年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未来,中国能源结构的转变方式还是比较清晰的,中国通过改变能源结构走向碳中和的过程,可能不会从煤炭到石油、天然气,而是以清洁能源为主,并且直接从煤炭转向可再生能源替代的可能性更大。细看中国2020年的能源结构,不难发现中国的水电、风电、核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占比明显增长,但总盘子仍然不是很大。其中水电可能受制于水源潜能,核电主要是安全和布局问题、周期也比较长,很难在短期看到大的机遇和发展空间。可再生能源的比例要足够大,才有可能满足大规模的能源需求,才能真正实现对煤炭的替代,才能可持续地支持高质量的经济增长。

魏尚进

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金融和经济学教授

当多个国家的央行仍在探讨发行数字货币的可能性时,中国已从去年开始通过一系列试点项目推出数字货币。这些试点项目是采用“可控匿名”的双层运营架构,也就是中国人民银行(央行)向一批获得授权的大型国有银行以及其他指定金融机构发放eRMB(我用它代替官方拗口的DC/EP),再由这些银行和机构把钱提供给家庭、企业等数字货币的最终用户。eRMB本身并不会促使人民币挑战美元的全球主导地位,其真正的意义,在于它有可能改变中国科技巨头与传统国有大银行竞争的力量对比,从而间接提高银行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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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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