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涛
瑞银亚洲经济研究主管，首席中国经济学家
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过去10年中国人口年均增速进一步放缓至0.53%，人口平均年龄升至38.8岁，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数量减少4000万。积极的一面是，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了1年以上，城镇化进程进一步推进，居住在城镇的人口超过9亿、尤其在东部地区。未来十年，中国人口预计将达到峰值，劳动年龄人口再减少6000万以上，人口平均年龄进一步上升。不过，农业劳动力将继续转移、退休年龄可能延迟，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有望继续提高、职业技能培训进一步推进，人力资本质量有望提高。受益于此，2021-2030年GDP仍有望实现超过4.5%的年均增长。
姜长云
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李俊茹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王一杰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赵炜科
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十四五”促进农民增收的目标任务是要统筹协调实现农民增收与确保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矛盾;提升农村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增强其内生发展动力;完善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机制,促进农民共同富裕;坚持增收与提能并重,将促进农民增收与鼓励农民提升增收能力结合起来。在战略思路上要突出“三新两主三坚持”,协同推进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创新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并按照“突出重点、筑牢底线”要求,注意全面激发农民收入增长潜能,为增进广大农民获得感、
张晓晶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
刘磊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秘书长
2021年一季度中国宏观杠杆率为268.0%，比2020年末下降2.1个百分点，延续了2020年四季度以来的去杠杆态势。其中，居民杠杆率轻微回落，为2012年以来首次季度性下降，但个人经营性贷款增长较快，房地产市场交易活跃；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继续下降，连续三个季度共下行了3.8个百分点，预计未来几个季度还会有所下降；受发债节奏影响，一季度政府杠杆率降幅较大，预计2021年全年仍会上升。经济增速恢复，宏观杠杆率下行，应抓住这个窗口期加快推进改革。
田莉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徐勤政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教授级高工
我国集体土地上量大面广的非正规建筑要实现正规化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从非正规城市化到正规城市化的过程，是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过程，也是产业结构转型和人口结构调整的过程，关乎国家未来发展的走向。因此通过对集体土地上非正规建筑的弹性与精细化治理，逐步建立规范化与法治化的村镇建设管理体系，是我国城乡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治理的应有之义与重中之重。
李长安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教授
劳动年龄人口大幅下降、老龄人口快速上升，凸显未来我国老龄化程度正在不断加深，中度老龄化社会（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4%）已近在咫尺。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和不断加深的老龄化，将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总的来讲，将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抑制作用。这是因为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意味着创造财富的人少了，而老龄化又会使参与再分配的人口增多。不仅如此，人口结构的这种变化还会降低社会的储蓄率，储蓄率的降低又会拉低投资率。
唐建伟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
邓宇
疫情爆发以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整体升值，但期间升值与贬值交替，双向波动特征越来越明显。期间大致经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20年1月1日-2020年5月30日，这一阶段人民币贬值了2.4%左右；第二阶段是2020年6月1日-2021年2月10日，期间人民币升值幅度达到9.7%；第三阶段是2021年2月11日-2021年3月31日，期间人民币又开始有所贬值，区间小幅贬值1.8%左右；第四个阶段是2021年4月以来，人民币又开始出现小幅升值，升值幅度接近1.6%左右。展望2021年，人民币汇率预计双向波动特征进一步强化。
赵汀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民主的最大优势在于通过全民同意的机制，最大限度地规避暴力发生。而它最大的问题则在于，不能保证做出的公共选择必然是“善”的。当社会共识较强时，公共选择大致可以符合大多数人利益；但在共识分散的社会里，公共选择很容易被控制信息、数据、舆论渠道的少数人操纵，服务于少数人利益。只有以共享的安全、利益、精神世界作保的民心，才是民主的充分有效条件。这就要求制度设计者遵循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理念，实现社会的“孔子改进”。可以《尚书·洪范》中箕子的制度为基础，设计一种两轮投票制度，作为一种可能的“智慧民主”方式。
周小川
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国金融学会会长
不少西方国家（特别是欧洲）主张对进口含碳产品征收边境调节税。如果一定要征收边境调节税的话，应该要求西方国家把征收边境调节税的所有收入全部用于购买发展中国家出口的负值碳配额，也就是说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或者具体出口国的减排。可以试着换一种思路和做法，学习中国金融市场的做法，建立类似沪港通、深港通、沪伦通、中德D股通，把各个碳市场进行市场可控的连通。碳市场连通问题需要有整体论证和规划。从起步来讲，应该允许发展中国家每年有一定数量的负值碳配额拿到欧洲碳市场去卖。
聂日明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潘泽瀚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教授
现有城市公共服务提供的配置机制主要通过户籍和居住证，前者强调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鼓励城市降低落户门槛，最终解决外来人口同等享受公共服务的问题。七普数据显示，中国有高达1.17亿的市区内人户分离人口，还有高达3.76亿的流动人口。市辖区内人户分离意味着，即使人口在城镇落户，但其并不一定居住在户籍所在乡镇街道；较高的流动人口规模表明，仅通过落户恐怕很难解决流动人口的现实需求。这些都需要反思公共服务的供给机制，以户籍和居住证为主的机制恐怕无法胜任这项颇为困难的任务。
陈斌开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不平等是当今世界面临的重要挑战，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有重要影响。不平等过高往往会损害长期经济发展，造成经济停滞，其主要机制包括机会不平等、财税政策、制度僵化和社会冲突等。美、英等国的不平等程度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持续上升，社会矛盾不断累积，全球化和技术进步收益没有得到合理分配是根本原因。不平等陷阱并非不可逾越，有利于促进机会均等的分配制度和政策是关键，包括为低收入群体提供多元的就业机会、平等的教育机会、公平的土地分配、普惠的基础设施和完善的社会保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