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军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
近年来，我们看到多种不同形式、不同规模的贸易、投资新规制多轨并进，并已取得诸多现实成果。较之以往的国际贸易及投资协定，这些新的规制确定了更高的标准。一方面，关税水平大幅度降低。另一方面，环境、知识产权、劳工等标准显著提高。在新的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制多轨并进的形势下，中国应该放眼长远、直面挑战，全方位融入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大潮。
潘亚玲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
应对霸权衰落可有三种战略选择，即预防性抵抗战略、衰落管理战略、和平禅让战略。一方面，考虑到中国作为潜在挑战者的可能性极大，美国不太可能选择和平禅让战略；另一方面，考虑到美国衰落的长期性和不确定性，美国没有必要做非此即彼的简单战略抉择。因此，美国更为合理的战略选择应是确立一个战略区间，其最高目标是通过先发制人手段维持美国霸权，最低目标是基于防御性现实主义寻求体面衰落，并静待时机重振霸权。这也暗示了中国应有的和可有的战略应对思路。
陈定定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海国图智研究院院长,研究领域包括国际关系理论、中美关系、中国外交和国际公众舆论等,译著有《国家为何而战》《拜占庭帝国大战略》 等
康晓蒙
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2016年以来美国对华政策进入了加速调整阶段，中美经贸磋商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具有重要影响，贸易政策背后也折射出美国新的国家战略选择。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中美两国实力差距的不断缩小，美国愈发倾向于从“相对收益”的角度考量中美经贸关系。展望未来，双方的有效沟通和战略再保证对于中美关系的平稳发展至关重要。
贺凯
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国际关系教授
中美不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有三个理由：（1）核武器的威慑作用将降低中美两国陷入全面战争的危险；（2）国际秩序的“复杂制度化”建设将降低崛起国，即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挑战程度；（3）在全球化程度不断深化的时代背景下，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将主要体现在相互的“制度制衡”，而非军事对抗。
赵全胜
美国美利坚大学教授
在国际关系中的敌友关系的转换，是从古以来就经常可以见到的一个重要现象。无论是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国纷争，还是欧洲早期历史上城邦国家的竞争，这种敌友关系的转换都是屡见不鲜。进入本世纪以来，由于后冷战时期打破了国际政治格局中的两极架构，而出现了一超多强的局面，这种敌友关系的转换就更加引人注目。我们在这里以中美日亚太三雄为案例研究，着重分析国际关系中哪些因素和变量造成了敌友关系的转换。
何晓松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
2012年安倍上台以来,日本政治生态发生重要变化,主要是日本社会保守化、安倍政治路线右倾化,政党体制演变为自民党一党独大,安倍首相官邸控制自民党和官僚,官邸主导人事和政策决定权。日本首相官邸主导政治是建立在日本独特的政治生态中,包括自民党得以取得强大地位的日本社会结构,自民党的利益诱导政治,在利益集团支持下,自民党连续取得选举胜利。我国也需要调整对日外交战略以适应新变化，适时改变对日政策。
杨希雨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朝鲜核问题从1990年代初期开始持续发酵，成为牵动半岛局势以及朝美关系起伏变化的关键变量。研发并拥有核武器，是朝鲜最高决策者在朝鲜战争结束后不久就做出的战略决策。在朝鲜半岛从冷战时期到后冷战时代的特殊背景下，朝鲜对核武器及弹道导弹的开发，经历了三个阶段，目前正进入第四个具有转折意义的新阶段。2018 年以来朝鲜重新启动无核化进程，并非权宜之计，而是基于其国家战略中心的重大调整而做出的新时期战略选择。
白云真
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在全球化时代，经济相互依赖所促成的敏感性与脆弱性对于不同国家产生了不同的意义与影响，而且财富与权力作为国家经济外交所追求的双重目标呈现出更加复杂的结合方式。当然，对于经济民族主义或经济自由主义而言,财富与权力之间对立统一的程度大有不同。进入 21 世纪以来,经济外交是一项国家事业、政治事业，日益成为各国政府对外政策,尤其是大国外交实践的一项优先事项。经济外交往往因不同事件、不同时期以及不同国家而具有不同内涵与形式。大国经济外交往往具有更多、更丰富的内容与手段。
贾文山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中美面对面的贸易谈判已经有十多次次了。去年4月份开始，历时就一年多，几乎平均一个月一次。这应该是历史上少有的，也是唯一一次最频繁的谈判，在人类历史上和中美关系史上应该会记上一笔。美国的谈判似乎有一个整体布局。中方可能更加聚焦的是商务谈判本身，其他的尽量割裂开来。而特朗普的贸易谈判是在贸易战的大前提下，贸易战是在冷战的大前提下进行的。也就是说，他在制造一种胁迫气氛让中国人心里不安，心理不平衡，和处在焦虑状态，企图胁迫中国在这种状态下接受他的条件。
张沱生
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主任
在经历多年严重困难之后，以两国总理互访为标志，2018年中日关系回到正常发展轨道，并站上了新的历史起点。今年6 月底，习近平主席在大阪 G20 峰会期间与安倍晋三首相会面，双方达成十项共识，习主席原则接受安倍邀请，将于明年春天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这次首脑会晤为中日关系迈向新阶段注入了新的活力。然而，与政治、经济等领域相比，中日防务安全关系仍是明显的短板，亟待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