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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建群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兼军控与国际安全研究中心主任,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著有《美国防扩散与反扩散政策研究》,并有《普遍履约——全新的核安全战略》《恐怖武器——让世界摆脱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多部译著

美国“脱钩论”者希望切断中美建交40年来所形成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让两国关系发生“质变”。但现实看,这只能是美国保守势力的扭曲想法,因为“脱钩”不仅会对中国,而且会对美国带来同样巨大的损害。从目前情况看,“脱钩”并没有成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主导政策。

高兰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近年来,美国自奥巴马政府以来关于印太地区的政策讨论从概念设计逐步走向战略层面,在特朗普执政期间确立了印太战略。其中日本起到了极大的引导作用。印太战略在美日共同推进的过程中,形成了双重模糊、双重确保与双重牵制等三个特征,对日美同盟产生了复合影响,显示出张力与合力的互动。与亚太战略相比,打造庞大的印太战略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与代价,印太国家正在密切关注其发展动向。

杨剑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上海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研究院院长,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际政治经济学、地区战略、极地和网络战略等,著有《北极治理新论》《数字边疆的权力和财富》等

张明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制度性收益是通过制度调节或变迁获得的收益。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建设而获得的主要制度性收益包括:在区域治理和领域治理中,来自中国的制度方案增加;中国倡导的机制性安排的增加促使一些区域发展问题和挑战得到较好应对;中国与有关国家及国际组织的互动因为这些制度的存在和完善而更加顺畅;中国相关实体借此可以在经济、文化、科技等更广泛领域获得更加持久稳固的制度保障等。“一带一路”建设所形成的制度和合作机制具有动态性、实践引导性和情景针对性等特点,这些都是体现制度有效性的关键因素。

格雷厄姆·艾利森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创始院长、“修昔底德陷阱”提出者

翻译:宋亦明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修昔底德陷阱是一个与崛起国替代守成国的过程伴随而生的危险机制,这个概念能够准确地分析中美关系中的动力机制。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而“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也是值得国际关系学者深入探讨的最为重要的战略性问题之一。习近平主席已经认识到了修昔底德陷阱所带来的问题,他所提出的解决思路非常值得研究。

宋芳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洪邮生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奉行“美国优先”的外交方针,对欧洲采取强硬的态度和外交举措。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欧美合作的基础遭到一定的损害,欧盟及欧洲国家进一步意识到必须加强欧洲的自主性和“战略自治”,以应对美国对欧政策调整带来的各方面挑战,这一变化将会推动欧美关系向着更为平衡合理的方向发展。然而,就中近期而言,大西洋同盟的既有基本结构很难有实质性突破,深层次共同利益的存在、欧洲防务能力的不足和安全上的“路径依赖”以及凝聚力的缺乏,决定了跨大西洋关系斗而不破的特征还将延续。

屠新泉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WTO、中美经贸关系、政府采购协议、中国贸易政策、全球经济治理,著有《中国在WTO中的定位、作用和策略》

石晓婧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

当前,国际经贸关系错综复杂,全球经济放缓、贸易保护主义回潮、贸易自由化进程遭遇困境,以规则为基础的世贸组织正面临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世贸组织各成员对改革的必要性已经形成共识,但在如何改革的问题上则存在着较大分歧。如果世贸组织各成员在改革问题上的分歧继续扩大,世贸组织将面临作用被弱化和多边贸易体制被边缘化的风险。改革世贸组织并非将其推倒重来,而是在坚持其基本宗旨和原则的基础上,采用循序渐进的方式协调立场,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改革方案。

周绍雪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

由于绿色低碳、节能减排的发展方式已形成国际共识和历史潮流,而且,美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也已经发生了变化,因此,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会因“逆全球化”之风和美国的退出产生波动,但并不会停止或者倒退。2018年12月,《公约》第24次缔约方大会在波兰卡托维兹举行,大会近200个缔约方一致通过了《巴黎协定》实施细则及一揽子协议,就减缓、适应、透明度、全球盘点、雄心和力度的提升以及资金和市场机制的问题达成了不同程度的共识。

姜鹏

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科林斯难题”属于大国崛起研究议程中的一个重要微观理论,它在精细化同盟类型的基础上发现了差异性的结果。研究它的目的在于为当今中国的崛起提供可资借鉴的战略经验与启示。作为当今国际社会中最为典型的崛起大国,中国利用和规避“科林斯难题”的最佳方式是避免因自身对周边小国滥用威慑、奉行单边主义或严重损害本国道义根基的方式,迫使周边国家因感到恐惧或羞辱而与美国形成“威胁一致型”对华遏制同盟。自然,上述观点并不能保证成功,但却可能提高中国成功崛起的机会。

Kenneth Rogof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哈佛大学经济学和公共政策教授

在现有多边援助机构框架内很难找到应对气候变化的可行之道,因为当前框架在气候问题上的专业性不够,而且被不同地区往不同方向拉扯。现在是时候成立一个新的专门机构——世界碳银行(World Carbon Bank),为发达经济体提供工具进行援助协调和技术转移,而不是同一时间试图解决其他所有的发展问题。即使我们拥有所有人都希望拥有的奇迹般的科技发展,但新的世界碳银行还是任何全方位解决方案的必要组成部分。

隋广军

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查婷俊

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专职研究员

在贸易摩擦冲击下,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重塑诉求包含统一理念与制度、变革多边治理规则、实现区域治理与多边治理的协调等。然而,区域经济治理制度的排他性以及治理机制的碎片化带来了全球贸易体制的割裂和双边规则的重叠,引发了多边治理与区域治理之间的矛盾,成为阻碍全球经济发展的桎梏。贸易摩擦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诸多挑战,只有持续推进基于多边贸易机制的区域治理制度建设,深化国内改革,才能化解贸易摩擦带来的消极影响,积极参与到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重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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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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