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世平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研究领域包括国际政治、政治理论/社会科学哲学、制度经济学,著有《塑造中国的理想安全环境》《冷战后近邻国家的对华政策研究》等
在构建相对完善的关于国际秩序的定义和评估框架的基础上,通过考察自1800年以来重大的国际秩序变迁案例,可提供如下可能的中国选项,即中国仍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只要认定任何国家都无法真正从外部阻挡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的经济增长更多的是靠国内的改革和开放的话,中国需要做的就是沉着冷静,在坚持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治理好自己,尽可能与其他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共同推进国际秩序的稳步改进,从而造福世界。
夏立平
同济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院长,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董珊珊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的主要原因包括中美两国之间在国际体系中的结构性矛盾，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中美战略文化的巨大差异。中美战略竞争和博弈的主要领域和特征包括：双方经贸摩擦将长期化，在安全领域既竞争又合作将常态化，在台湾问题上的博弈可能增多，在人权问题上的争议对两国关系的负面影响上升。但是，中美关系的三根支柱决定了两国不会陷入像美苏之间那样的“冷战”，也不会完全脱钩。在新时期，中美关系面临重构过程，需要稳步推进并最终实现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
马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伴随中国国力的不断强大，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开始质疑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由于能力缺失等因素导致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还存在较大差距。尽管中国承担的国际责任不断增加，然而与发达国家的谈判和议价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中国还要坚持并享受与自身发展阶段相对应的特殊与差别待遇。
侯海丽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美国系博士研究生
倪峰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义为“修正主义国家”，指责中国挑战美国权力，威胁美国利益，破坏美国的安全和繁荣。2018年8月，特朗普签署《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强调对华长期竞争战略是美国的第一要务，明确要求制定对华“全政府”战略。在此战略思想指导下，一年多来，美国挑起以“贸易战”为主导的一系列对华打压政策，对华强硬俨然成了一种新的政治正确。与此同时，“全政府”对华战略已经跨越政府部门，向着更深更广的“全社会”方向蔓延，逐渐形成了横向和纵向的战略互动与协同。
李迅雷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唐军
金融工程首席分析师
最后这3000亿商品的关税威胁只是强弩之末，其对中国的伤害没有想象的那么大，而对美国自身的伤害则会更加明显。这3000亿里面包含很多中国在全球出口市场中占据大比例份额和具有绝对优势的品类，如纺织服装、钢铁等，美国几乎很难找到替代方。因此，对最后3000亿商品加征关税，美国政府将面临国内前所未有的反对声。
谢伏瞻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政策、公共政策、区域发展政策等,1991年、2001年分别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当前，以智能化、网络化、数字化为核心特征的新一轮工业革命正处于由导入期向拓展期转变的关键阶段。新工业革命在为全球经济增长构筑新动力、促进包容性发展和提升人类社会福祉的同时，也将重塑国家间竞争格局。面对新工业革命的冲击，只有坚持开放和多边主义，以多边规则基于公平对等原则进行约束和引导，各国才能共享工业革命的红利。这决定了未来全球治理变革的主流方向和主导逻辑必然是多边主义，而不是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
斯特罗布·塔尔伯特
布鲁金斯学会前总裁
2019年2月2日，特朗普政府正式启动退出《中导条约》（INF）的程序，暂停履约180天，之后退出该条约。随着美国决意退出，《中导条约》将于8月2日失效。特朗普政府的政策系统地削弱了针对硬实力的限制，美国并未从退出《中导条约》中获得战略优势；相反，放弃军控损害了美国的军事优势、外交传统以及盟友对美国领导力的信心。
道格拉斯•欧文
经济史学家,美国达特茅斯学院John French经济学讲席教授,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研究员
译者:余江
刁琳琳
陆殷莉
在寻求解决贸易压力的过程中，美国国会试图把重点放在外国“不公平”贸易政策上，从而将一些压力转移给其他国家。而从《广场协议》到新的301条款政策，1985年9月标志着美国贸易政策的巨大转变。这些政策有效吗？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元贬值帮助减少了贸易逆差并缓解了保护主义压力。301条款在打开国外市场方面“似乎是一个相当有效的工具”。
曹远征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国家特殊津贴获得者,“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中国民生研究院特约研究员,著有《中国私营经济的发展》《面向2020年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等
二战结束后，多边国际治理体系逐渐形成，众多发展中国家至少名义上被平等地纳入全球治理体系，同时也建立了多边协商的国际规则治理，各领域的规则制度日益细化。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以令人瞠目的速度推进。然而，最近十年来经济全球化的步伐不断放缓，现行国际治理体系中的内在缺陷开始暴露，这集中体现为单向性和不包容性这两个方面。伴随传统“中心-外围”秩序的结构性渐变，中国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既是一种国际治理体系的原则，也代表了东方哲学对当代世界的理解，提供了应对逆经济全球化的新思路。
冯玉军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
近年来，我们看到多种不同形式、不同规模的贸易、投资新规制多轨并进，并已取得诸多现实成果。较之以往的国际贸易及投资协定，这些新的规制确定了更高的标准。一方面，关税水平大幅度降低。另一方面，环境、知识产权、劳工等标准显著提高。在新的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制多轨并进的形势下，中国应该放眼长远、直面挑战，全方位融入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大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