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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予青

日本国立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经济学教授

许多关注中美贸战的分析家认为,特朗普打贸易战的目的,就是要实现中美脱钩。随着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越来越多。“中美脱钩”论也从经济脱钩扩大到技术脱钩。笔者认为,无论是经济脱钩论,还是技术脱钩论,其根源是重商主义思维者的失落感。实际上,只要中国敞开大门,资本和技术的逐利性就会把美国的资本和高科技企业推进中国市场,中美经济就无法脱钩。

马博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博士

2018年中国与东盟国家就COC磋商举行了两次联合工作组会及一次高官会,并已形成单一磋商文本草案。中国和东盟国家就COC的谈判进入实质阶段,中国东盟之间的COC谈判前景光明,但道路却必将曲折。2018年中国与东盟国家就COC磋商举行了两次联合工作组会及一次高官会,并已形成单一磋商文本草案。中国和东盟国家就COC的谈判进入实质阶段,中国东盟之间的COC谈判前景光明,但道路却必将曲折。

洪邮生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澳大利亚学者休·怀特近期提出中美“分权”以避免双方在东亚的战略竞争,其遵循的仍然是权力政治的现实主义逻辑,在实践中也不具备实现的条件。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观为避免中美战略竞争提供了新思维。通过超越东亚区域的全球性问题的合作,可以扩大中美两国的利益交集;通过摒弃旧式的势力范围划分而提倡“新型大国协调”,可以为避免中美战略冲突找到切实可行的路径;通过中国对外战略和外交的价值取向的宣示与中美价值观的对话和交流,可以增强两国战略互信的基础。

张季风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在全球变局背景下,作为主要参与力量,中美日的大国关系变化也将影响中日经济走向,中国实力的持续上升将对中日经济关系产生正向影响,美国的战略收缩也在改变着日本的战略选择。另外,新时代为中日经济合作开辟新天地;中国实现新时代战略目标需要借鉴日本经验;“一带一路”倡议为中日经济合作提供新平台。整体来看,近中期的中日经济关系将保持稳定甚至较快发展,中日两国也将在全球价值链、节能环保、共同应对老龄化等前沿、重点领域继续深化合作。

陈积敏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自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中美在政治、安全、经贸、科技等多领域展开了程度不同的博弈,两国关系的敏感性、复杂性进一步提升。从实力对比、心理状态以及外交战略重心等方面来观察,中美关系出现了新变化,并带来新的挑战。这种挑战具有长期性、战略性特点。然而,对于两国关系的现状与未来发展,双方应该从历史的、辩证的、战略的、全球的视角来认知与评估。

朱翠萍

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副主任

陈富豪

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研究生

中南半岛是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区域,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人文方面都有着深厚的合作基础。然而,受“威胁论”以及以美国、日本和印度为代表的大国竞争与博弈加剧等因素的影响,中南半岛国家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意图依然存在疑问和防范心态。在反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浪潮冲击下,应从双边层次上细化对中南半岛国家的国情研究,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推动双方发展战略的有效对接;同时,加强中美之间的安全对话,打消中南半岛国家“选边站”的顾虑,稳步推进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的建设。

卓贤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是越高越好吗?全球精英阶层抱有建立全球统一市场体系的执念,有意或无意地淡化了贸易的分配效应及其产生的利益冲突,低估了全球化在政治上的脆弱性,使得全球化陷入当前的困局。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是越高越好吗?全球精英阶层抱有建立全球统一市场体系的执念,有意或无意地淡化了贸易的分配效应及其产生的利益冲突,低估了全球化在政治上的脆弱性,使得全球化陷入当前的困局。

苏庆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伴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中美“脱钩”的声音开始出现。2017年特朗普就任总统以后,中美“脱钩”的声音越来越大,主要是因为美国试图单方面人为地让中美“脱钩”。“脱钩”的领域包括贸易、投资、科技等。从产业和企业的角度来讲,“脱钩”意味着将中国排斥在美国主导或参与的全球价值链体系之外。中国应加快出口和投资多元化的步伐,培育自主创新能力,在关键产品的生产和技术上不受制于人。最重要的是,中国应将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速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

马骏

清华大学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曾任任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著有《构建中国绿色金融体系》《新货币政策框架下的利率传导机制》《国际绿色金融发展与案例研究》等

唐晋荣

中山证券研究所宏观经济组主管、清华大学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当前,尽管对于风险隐患因素存在较多共识,但各界对于中国金融体系的风险传染机制的认识仍存在较大分歧,对政府是否应该干预和如何干预应对也充满争议。因而,有必要吸取日本20世纪90年代资产泡沫危机、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2009—2012年欧债危机,以及2015年中国A股的异常波动等历史事件的经验教训,深入梳理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特点,提出必要的政策应对建议。

叶晓迪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作为单极体系中的霸权国所具有战略主导性与能动性,美国在与其他四大行为体(欧俄中日)的策略互动中占有先动优势:在霸权国与崛起国相对实力差距较大的情况下,美国能够有效地使用“推卸责任”的策略,使四大次强行为体之间彼此处于“分而治之”的状态,从而有效地防止制衡国家集团的出现,以达到反制衡的战略效果;当霸权国与崛起国相对实力差距缩小时,美国还可以发动先动优势,将制衡压力转移至崛起国,并将“推卸责任”增幅至战略制衡,从而遏制崛起国的强势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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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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