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智库看中国 Perspectives 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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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培科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从近些年国有企业改革的实际进展来看，往往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有些国企改革的结果甚至偏离了改革初衷。希望这次国企改革“双百行动”不妨进行彻底改革和大胆试点，应该尝试在“双百行动”中引入优先股改革，让优先股在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以制约国有股一股独大和为中国国企改革提供有益的制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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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福山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舒华兹讲座、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曾任美国国务院思想库政策企划局副局长。著有《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后人类未来──基因工程的人性浩劫》《跨越断层──人性与社会秩序重建》《信任》《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等
翻译:王匡夫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
目前还没有关于治理的明确定义。一些学者将治理视为传统的政府活动，另一些学者则将重点放在政府之外的行为主体上。而且人们在这个术语的使用范围上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治理究竟是指这些不同的社会行为主体实现规制行为的手段，还是包括他们所追求的最终目的？本文同意奥菲（Claus Offe)的观点，即在使用“治理"的术语时需要为其设定“概念边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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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明安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重点研究基地主任
考察监察法的整个条文和全部内容，可将监察法的立法目的归纳为两个相互联系且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一是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反腐败体制、机制，为加大反腐败力度，提高反腐败效率和质量提供法律支撑；二是规范反腐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履行监察职责和行使监察权力的行为，防止其滥用职权，为保障人权，保护被监察人员的合法权益提供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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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林兴
上海经济管理干部学院教授
从根本上看，教育问题是宏观层面的一个侧面，折射的是宏观体制、机制方面的失衡。千军万马涌向大学名牌大学的通道，本质上反映的是分配制度严重不合理。当工人、农民的工资待遇、医疗条件不亚于国家干部之时，谁还会像现在一样把希望只寄托于上大学、上名校呢？所以，整治、叫停二超应试机构的同时，还必须深化改革，破除特权化，创造就业公平、待遇公平的政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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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必然破坏甚至动摇现存世界贸易体系，这已经产生了很大的不确定性；而特朗普单边主义式地修正和重建世界体系则会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可以预见，如果贸易战持续进行，如果贸易战衍生出其他方面的冲突，那么现存世界体系会变得更加脆弱甚至动荡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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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颖刚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与王亚南经济研究院教授
蒙莉娜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与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助理教授
彭鹭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研究生
研究发现，符合单独二孩生育资格的家庭，生育二孩的意愿显著高于不符合资格的家庭来的，说明二孩政策的放开的确提高生育的意愿；在符合单独二孩生育资格的家庭中，那些面临高房价的家庭生育二孩的意愿又显著小于面临低房价的家庭，即高房价挤出生育二孩的意愿。我们进一步分析高房价对不同人群生育意愿的影响，发现那些无房者、80后、受过高等教育、生活在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的夫妻更容易因为高房价而放弃生育二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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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清友
如是金融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
朱振鑫
如是金融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从2014年到2018年，中国经济经历了一轮完整的经济周期。接下来经济的走势取决于政策的方向，按照上次的逻辑，应该是定向宽松升级到全面宽松。但这次可能和2014年不太一样，不要对全面宽松抱太大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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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迅雷
CF40特邀成员,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
二战之后，经济成功转型的两个国家都出现在东亚，日本和韩国。它们都是在低债务背景下实现了转型，成为高收人国家。中国正在转型中，但不幸的是，债务水平已经很高了，人口也老龄化了，所谓的未富先老和未富先债。因此，从今后50年看，中国经济要向日韩那样鲤鱼跳龙门的机会几乎就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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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锦
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地方竞争机制，首先要解决发展的目标、评价和激励体系问题。GDP挂帅不能再搞了，用什么样的新指标，需要深入研究。一个办法是找一个新的主要指标，如就业；另一个办法是找若干个反映高质量发展的指标，如就业创业、质量效益、稳定性、可持续性等方面的指标，形成一个指标体系，或综合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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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彦全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智库
程楠
清华大学博士后,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智库研究员
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于专业化分工和比较优势，与先进技术、工艺和产业领域相关的企业和机构集聚，围绕共同目标形成的具有较强产业根植性、高度组织网络化、开放包容的产业组织网络，集群规模、集群创新、集群网络、集群开放、集群治理等是其竞争力的重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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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利民
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武汉大学边界与海洋研究院特聘教授
张蓓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当前美欧互“怼”，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产生了公开而激烈的冲突。美欧矛盾是世界大变局在美欧关系这一局部的具体展开，是美欧各自对世界大变局的政策反应，有其深刻的观念基础、利益基础和国际观基础，因而当前美欧矛盾是结构性矛盾，而不限于事务性冲突。无论如何，美欧关系的“蜜月期”已经日过中天，类似冷战时期的美欧军事同盟和冷战后的美欧“价值观同盟”难以再现，这将深刻影响国际格局与大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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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帆
外交学院副院长,法学博士,教授,著有《美国对华中长期战略研究》《国际关系理论:思想、范式与命题》等
中美关系出现对抗，往往与美国看待中美关系的零和博弈观念有关。美国认为中美在崛起与衰落之间存在对立关系。中美GDP总量和综合国力差距尚远，美国在全球事务中影响力的下降是多种因素造成的，跟中国影响力的上升没有关系。在当今时代，美国的衰落更多是自身造成的，其他国家很难影响其主导地位。中美相互依存是新时期中美两国共同促进的，中美关系既是共生共荣共赢的关系，也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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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翼
中国社科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城市房价的快速增长加大了新生中产阶层的生活成本，使其难以适应城市的现代化生活。新中产阶层因此滋生出了“焦虑”。从“焦虑”发展到“不满”会表现为一个过程性特点。我们既要看到中产阶层对社会发展的正向引导力量，也要看到中产阶层收入不能稳定提升而存在的“焦虑”，更要防止“焦虑”演化为“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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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玲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
当前，中美两国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上各有千秋，比如在互联网处理器等硬件、硬科技、硬实力方面，美国占据绝对优势，而在数字经济应用和商业模式创新方面，中国则迅速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谁能抢占数字经济高地，谁就能赢得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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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瑾
FT中文网财经版主编
当下或许正在进入一个软阶层社会，最大特征并不是刚性的阶层固化，而是阶层流动的柔性压抑，表现为阶层向上通道变窄，向下的漏口却真实存在。阶层流动迟滞的直接后果是中产的萎缩，这其实也并不奇怪，中产不仅是变迁社会的稳定剂，也是社会变迁中最敏感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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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中英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
从全球的角度看，“新兴经济体”本质上是全球化的产物。“全球化”越是困难，“新兴经济体”的困难就越大。“新兴经济体”一词也许已经并不“新”了。正因为不“新”，基于自身力量或者骨骼的“发展”仍不够完善，也没有完成工业化等现代化进程，一遇全球的风吹草动，“新兴经济体”就或多或少会面临新的挑战甚至危机。但“新兴经济体”这个概念并不过时，它仍然是认识复杂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的工具性概念或者方法。
西方的多轮制裁已深刻冲击俄罗斯经济，对俄不动产市场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俄罗斯民众的挂牌房产长期无人问津，即使是莫斯科这样的核心城市也是如此。在去年年底，不少房产的成交价跌回到了10年前。不动产市场是一国整体经济的重要指标，俄首都不动产持续下跌，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要真正成为依靠科技创新发展的国家，需要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的环境和机制。国家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产品之间的竞争。从成功国家的经验看，以企业而非以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是培养和支持创新型人才的最佳土壤。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后，遗留了一本回忆录书稿。在书中，安倍将对华外交比作下日本将棋，“如果你的对手要夺走你的金将，你必须夺走他们的飞车或角行”。他表示，如果日方想要让中国改变对待日本的强势态度，自己和自民党就必须“不断的赢得选举，让中国认为安倍政权会持续很长时间”。他不讳言，他觉得日本一直在展开这样的心理战。
尽管中国防疫政策已经转向，各类国际旅行活动规模已经明显回升。但受疫情期间特别措施的约束，中美两国在取消航班上限问题上仍处于僵局。自中美两国间的航班数量仍被限制在每周12班。两国政府近期正进行密切磋商，试图取消这一限制。但在近期的“流浪气球”事件之下，中美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相关磋商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华兴资本实控人失联，在国内资本市场引起巨大震动。实际上，在中国的金融投资业，所有的人都没有原始积累，除了依靠国际资本，一大部分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的国有金融资本。因此，只要整顿国有金融资本，那么这些曾在风口或曾经在风口上的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很可能都难脱干系。
中国证监会启动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试点，将采取差异化监管政策。试点基金产品投资者首轮实缴出资不低于1000万元，且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自然人投资者合计出资金额不得超过基金实缴金额的20%；不动产私募投资基金首轮实缴募集资金规模不得低于3000万元；鼓励境外投资者以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方式投资基金。